新闻


“你不能把公司关进监狱”:深入司法部第三号人物斯坦利·伍德沃德的非常规任期
2026-11-10T14:22:59-0500 / CBS新闻

华盛顿讯 10月,副司法部长斯坦利·伍德沃德在向司法部反托拉斯司部分成员发表讲话时,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提议。

据了解此次讲话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他希望吸引那里的律师离开现有岗位,接受临时安排,协助今年年初新成立的全国欺诈执法分局工作。

在一场为时30分钟的讲话中,他批评了负责审理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翻修一处公共高尔夫球场计划诉讼的联邦法官,并告知在场人员,若未来他们与某位法官产生矛盾,可随时向他求助。

但他还未完成发言,就突然离场,称自己接到了总统的电话。

这次讲话让外界得以一窥伍德沃德担任司法部第三号人物期间开创的独特角色。

多位消息人士向CBS新闻透露,自去年秋天就职以来,他已成为反托拉斯司的实际负责人,其签署的有争议的法院文件让一些司法部员工感到困惑,他对起诉企业持强烈的哲学反对立场,这种态度令司法部内部许多人感到震惊。

观察人士指出,他形成了一个模式:干预其管辖范围内部门正在调查的涉及企业的未决刑事案件,往往违背职业检察官乃至其他政治任命官员的建议,引导案件走向其他方向。

https://news-multimedia-1393112320.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gettyimages-1508852068.jpg

伍德沃德于2023年7月离开迈阿密的联邦大楼。伊娃·玛丽·乌斯卡泰吉 T/阿纳多卢通讯社/盖蒂图片社

一个此前未被报道过的案例涉及伊利诺伊州的一家采矿公司,据多位消息人士向CBS新闻透露,该公司据称在2021年的一场火灾中未能疏散员工,且在今年近期发生另一起火灾时未向监管机构报告。

伍德沃德的支持者形容他聪明、积极投入,且愿意承担领导工作带来的压力。

一位司法部发言人确认伍德沃德敦促反托拉斯律师到新成立的欺诈分局任职,并表示其中一些人具备相关经验。

该发言人没有对伍德沃德的言论细节提出异议——也没有对讲话被白宫来电打断的事实提出异议。

“众所周知,伍德沃德在加入司法部前是总统的顾问,”这位发言人说。

关于伍德沃德任期的上述叙述基于对近20人的采访,所有受访者均要求匿名,以便坦诚讨论内部审议或案件情况。

司法部没有安排伍德沃德接受采访。

“司法部第三号人物不相信对企业提起刑事诉讼的观点,完全是一种缺乏法律支持的意识形态怪论,”一位熟悉伍德沃德观点的人士表示,“事实上,在多个场合,他都要求检察官为起诉企业提供合理依据。”

“你不能把公司关进监狱”

伍德沃德的刑事事务经验少于民事诉讼事务。2010年至2020年,他在阿克因·古普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及高级顾问,主要处理民事案件。

两位熟悉他工作内容的人士表示,他参与的企业刑事案件大多在幕后进行,这使得外界很难全面了解他的实际经验。他们称,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反海外腐败法》下的调查,该法律禁止外国贿赂。在参议院要求列出其职业生涯中10个最重要案件的问卷中,他引用了一起此类案件,称自己花了六个月时间监督一个律师团队审查文件。

2020年,他与众议院前总法律顾问斯坦·布兰德共同创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为特朗普阵营的多名刑事被告提供代理,包括沃尔特·纳乌塔和彼得·纳瓦罗。他还为凯利·梅格斯提供法律建议,这位极端右翼“誓言守护者”组织成员参与了2021年1月6日对国会大厦的袭击,并被判犯有包括煽动叛乱阴谋在内的多项重罪。他的刑期后来被特朗普减刑。

尽管他在此期间代理的所有出庭受审的客户均败诉,但至少华盛顿联邦法院的部分法官似乎认可他作为律师的专业能力。

“当地地区法官都很喜欢他,”一位熟悉他代理案件的人士表示,“他不是那种不靠谱的特朗普阵营律师,而是一位严守规程的辩护律师。他们认可他,因为他专业精湛。”

在2025年4月加入司法部并担任时任司法部长帕姆·邦迪的助手之前,他曾在白宫短暂担任总统高级顾问。同年10月,他升任副司法部长。

副司法部长的职责主要包括监督司法部的民事部门:负责民权事务、反托拉斯调查、环境与动物福利问题、民事执行行动、民事税务案件的部门,以及代表政府应对民事诉讼的办公室。这些部门中,有几个还设有起诉限价、违反空气和水污染规定及民权违法行为等犯罪的部门。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虽然他日常工作大多涉及民事事务,但对于他管辖范围内的那一小部分企业刑事案件的看法,他在司法部内部引发了不少争议。

在与司法部律师讨论未决案件的会议上,人们多次听到他常说“你不能把公司关进监狱”或“没有足够大的监狱来容纳一家公司”,其中一些是目击此次发言的人士。

消息人士称,他还经常主张检察官寻求更温和的解决方案,比如延迟起诉协议或民事和解,而非提起刑事指控。

“他公开对每一起企业案件都表现出不屑,”一位多次听到伍德沃德表达此类观点的人士回忆道。

“给人的印象是,他不相信任何相关法律,也完全不支持起诉企业,”该人士补充说。

他对企业起诉的强烈观点——基本上认为这类起诉本就不该发生——在司法部许多律师中引发了震惊,尤其是来自该部历史上很少深度介入刑事审查的办公室,因为大部分监督职责由副总检察长办公室承担。

这与他的大多数前任对这类案件的看法截然不同,甚至与他在司法部内部的其他特朗普任命官员的看法也形成鲜明对比。

例如,助理司法部长科林·麦克唐纳最近命令全国欺诈执法分局的检察官“积极起诉欺诈纳税人和美国的企业主体”。

多位了解相关要求的消息人士告诉CBS新闻,伍德沃德曾多次要求检察官撰写备忘录,解释与起诉企业相关的基本法律原则,这在他们看来是他缺乏企业刑事工作经验的表现。

一位人士回忆,有一次,他要求检察官解释司法部起诉一家公司的基本“黑Letter法”(即明确的法律规则)。这一权力在1909年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案件中得到确认,该案件裁定,公司应对其员工在工作范围内实施的违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另一次,据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透露,伍德沃德要求反托拉斯检察官起草一份备忘录,解释“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的区别。前者是司法部历史上用于刑事起诉限价投标等固有违法行为的法律原则,后者是司法部在大多数民事反托拉斯执法案件中常用的不同分析标准。

一位司法部发言人表示,伍德沃德“不支持针对公司或个人的新颖起诉理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违法的公司就应该完全逍遥法外——他的观点是,是个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因此应当始终优先起诉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该发言人补充道。

他处理此类案件的最新最清晰案例涉及伊利诺伊州采矿公司M-Class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福赛斯能源的子公司,M-Class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涉嫌在2021年8月的一场地下火灾中未能疏散员工,也未向联邦监管机构通报。一份8月的起诉书指控四名高管合谋欺诈美国及其他罪名,包括妨碍司法。

消息人士称,在确定该公司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文化(他们认为这并非仅由少数害群之马导致)后,劳工部和司法部的高级政治任命官员及职业官员都表达了支持起诉该公司的态度。其中一项加重情节是,该公司后来重新聘用了一名涉嫌妨碍政府调查的员工作为矿山安全顾问。

起初,检察官获得了起诉该公司的许可。但伍德沃德推翻了调查中职业检察官和特朗普任命律师的建议。

消息人士告诉CBS新闻,伍德沃德与副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官员曾一度考虑在与该公司律师——前司法部官员、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任职的埃德·奥卡拉汉——会面后,以延迟起诉协议作为替代方案。

但允许公司通过延迟起诉协议逃避指控违反了司法部新的企业起诉政策。该政策规定,若公司主动报告违法行为、配合政府并致力于整改合规问题,可避免刑事指控。

消息人士补充说,官员们担心该公司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延迟起诉条件,且此类协议本应仅留给那些试图整改合规问题并真诚配合的公司。

最终,司法部没有对M-Class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取任何行动,而是起诉了该公司的四名员工,指控他们合谋欺诈政府。这些人还面临伪造记录和妨碍司法等额外指控。

暂停诉讼时效的协议于10月底到期,这意味着对该公司提起刑事指控如今已不可能。

奥卡拉汉拒绝置评,并表示该公司也拒绝发表评论。

尽管伍德沃德对推进企业刑事案件总体缺乏热情,但仍有一些人认可他总体上愿意呼吁检察官加快工作节奏。

据出席过他会议的人士称,在大多数会议开始时,他都会提醒与会者特朗普政府剩余的任期,督促他们尽快取得成果。

“他希望被视为一只不能招惹的熊,”一位与他密切合作过的人士表示。

“仅由斯坦利提交的案情摘要”

司法部第三号人物历来比司法部长和副总检察长更受较少关注,但伍德沃德以其前任未曾有过的方式登上了头条。

他任期内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愿意在许多让同事感到不适的不同寻常且有争议的法律文件上签字。

今年早些时候,伍德沃德是总统与美国国税局(IRS)之间一项和解协议的唯一司法部签字人。该协议呼吁设立一个价值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向那些能证明自己曾被政府不当针对的人提供赔偿。这被广泛视为为1月6日案件被告和其他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调查或起诉的特朗普盟友提供资金。

伍德沃德曾代理过几名该基金的潜在索赔人,这一事实导致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法官在一份措辞尖锐的裁决中斥责他。法官将其意见书副本发送给了伍德沃德执业所在的华盛顿特区律师协会。一家非营利监督组织也提出了单独的律师协会投诉。

与伍德沃德共同代理一起“誓言守护者”案件的辩护律师吉恩·罗西表示,他“始终专业且极具天赋”。

“但我对他如今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吗?绝对是的,”罗西说,“当他谈判那份IRS和解协议时,我对斯坦利·伍德沃德的尊重大打折扣……从道德层面来说,他本应回避此案,这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伍德沃德最近引起了华盛顿东区法院法官安娜·雷耶斯的不满,该法官正在审理特朗普总统翻修华盛顿东波托马克高尔夫球场计划的相关民事诉讼。

10月16日,伍德沃德是一份指控法官存在偏见并要求其回避此案的案情摘要的唯一签字人。

他还在10月18日的另一份案情摘要中主张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称高尔夫球场的重新设计不属于“最终机构行为”。次日的听证会上,雷耶斯法官询问法庭上的其他司法部律师是否愿意重新提交带有他们签名的案情摘要,随后她撤回了这一要求。

此后,雷耶斯法官质疑政府律师和官员是否故意误导她,并任命了一名特别主事官协助确定他们是否存在不当行为。

多位了解这一动态的消息人士表示,这些诉状让司法部内部的政治任命官员和职业律师都感到尴尬,也让那些了解伍德沃德并尊重他作为律师的人感到困惑。当伍德沃德是案情摘要的唯一签字人时,几乎可以肯定部门内没有其他人愿意签署,消息人士称。

“仅由斯坦利提交的案情摘要,绝对是其他人都拒绝签署的明确信号,或者他知道所有人都会拒绝,甚至没有询问其他人,”其中一位人士说。

4月,伍德沃德签署并提交了两份案情摘要,为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新建宴会厅的计划辩护,反对一家历史保护组织的诉讼。两份文件的风格和语气都模仿了总统在Truth Social上的发帖风格。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代理副总检察长特伦特·麦科特的名字也出现在案情摘要上,但文件中没有任何职业律师签名。

其中一份文件指出:“‘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是个好听的名字,但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假的——当加上‘在美国’一词后,‘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听起来就像一个政府机构,而它根本不是。”该文件还指责该组织出现“特朗普妄想症”。

一位与伍德沃德合作过的人士表示,他愿意签署某些文件的态度是其领导力的体现。

“他不必签署那份案情摘要。他完全可以命令其他人去做,但他意识到,身为领导者,有时需要站在前面承担责任,”该人士说。

一位司法部发言人表示,伍德沃德只签署他认为合理的案情摘要。

伍德沃德“不会签署他认为无法诚信提交的内容。他会亲自阅读所有签署的文件,”该发言人补充道,并表示“积极的主张不应被与‘好斗’混为一谈。”

“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存在是为了确认或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该发言人补充道。

副司法部长居然在法庭上签署案情摘要,这让一些资深司法部律师感到惊讶,他们表示这并非惯例。

前首席副助理司法部长、现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帕梅拉·卡尔兰表示:“我在民权司的两段任职期间,想不起有任何一起案件中,副司法部长是法庭文件的唯一签字人。事实上,我几乎想不起任何案件——除了可能在最高法院的少数几起案件——副司法部长办公室的人出现在案情摘要上。每份文件都有职业律师签名。”

反托拉斯司

伍德沃德任期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对反托拉斯司的监督程度之深。

去年,伍德沃德与时任邦迪幕僚长的查德·米泽勒,在反托拉斯司司长阿比盖尔·斯莱特对惠普企业以140亿美元收购瞻博网络的交易提出异议后,解雇了她的两名副手。其中一名副手罗杰·阿尔福德后来在一次演讲中称,伍德沃德和米泽勒“扭曲了司法公正”,让“律师和说客”左右了反托拉斯的结果。

一位司法部发言人拒绝就阿尔福德的指控发表评论,称该部门不会回应一名“心怀不满的前员工”的“荒谬投诉”。

不到一年后,斯莱特本人因与伍德沃德和邦迪办公室在反托拉斯案件上持续冲突而被解雇。

在被解雇前,邦迪和伍德沃德试图阻止她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反托拉斯监管机构会议。反托拉斯司助理司法部长通常会参加此类会议,当时斯莱特还担任该组织竞争委员会主席。

CBS新闻此前报道,部门领导称此次旅行违反了差旅规定,并在斯莱特在海外期间冻结了她的信用卡。消息人士称,她当时住在政府批准的酒店,并乘坐商业航班前往巴黎。

一位司法部发言人表示,有权批准或拒绝差旅请求的是司法部长,而非副司法部长。

接替斯莱特的代理助理司法部长于6月离职。在OECD的下一次反托拉斯会议上,该部门派出的是曾在伍德沃德办公室工作的律师,而非反托拉斯司的人员,几位了解相关安排的消息人士表示。

现在,反托拉斯司没有了代理助理司法部长,伍德沃德已成为其实际负责人。

一位司法部发言人确认,伍德沃德已被授予助理司法部长的职权,尽管他在技术上并未担任该职务。

消息人士称,他已巩固了控制权。如今,他负责批准司法部用于强制要求提供文件的所有行政传票,即“民事调查需求”。了解反托拉斯司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他这一级别的官员批准所有此类文件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法律规定此类需求必须由助理司法部长批准。

多位消息人士表示,他坚持对包括上诉裁决在内的其他事务行使批准权,这开始导致反托拉斯司的工作陷入停滞。一些人甚至开始带书到办公室阅读,因为他们的工作进度太慢了。

一位熟悉反托拉斯司惯例运作的前官员表示:“他行使着过大的权力。”另一位消息人士也以类似方式描述了这一动态。

“这只是想控制该部门活动的各个方面,”该人士说。

但一些人认为的微观管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副司法部长与前任不同,采取了更主动监督职能的一个例证。

另一位与伍德沃德直接合作过的人士表示:“斯坦利非常聪明,且深度投入工作。我认为从未有任何一位副司法部长比他更投入。”

一位司法部发言人表示,伍德沃德作为副司法部长,对反托拉斯事务拥有监督权限,并已履职八个多月。

“他一直以监督和领导角色确保美国消费者能获得可负担的产品,反托拉斯司的许多运营和决策早已需要副司法部长的参与和批准。副司法部长最适合为反托拉斯司提供临时领导,以确保为美国消费者保护竞争的工作保持连续性并取得预期进展,”该发言人补充道。

伍德沃德的谈判艺术

尽管伍德沃德对企业刑事案件表示不屑,但他在民事执法事务中也表现出对企业加大罚款和处罚力度的意愿。

在一些案件中,他推动司法部律师在和解谈判中返回公司,告知他们政府将增加解决案件所需的资金——这是一种不常见的策略。

一位人士告诉CBS新闻:“他在民事方面相当强硬。”并补充称伍德沃德被视为“古怪且不可预测”。

在一些可能同时以刑事或民事处理的案件中,伍德沃德往往主张以民事方式解决。

另一位人士指出:“他自认为是精明的谈判者。”称有几次伍德沃德提出,如果处理案件的律师允许他协商以民事和解替代刑事指控,他就能为案件争取到高额罚款。

其中一例涉及对私募股权巨头KKR的平行刑事和民事调查。

2025年1月,在特朗普政府即将就职前不久,司法部提起民事诉讼,指控该公司在合并前申请(即《哈特-斯科特-罗迪诺法案》下的申报文件)中反复作出虚假陈述,至少16次遗漏关键信息。

据几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以及KKR在2024年9月披露收到大陪审团传票的一份企业文件显示,反托拉斯司的联邦检察官也认为证据确凿,足以启动单独的刑事调查。

起初,检察官获得了特朗普政府高级政治任命官员的批准,继续推进刑事调查。

但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伍德沃德反对推进刑事案件。另有消息人士向CBS新闻透露,KKR的两位首席执行官中的一位单独向白宫投诉了该案。

此后,检察官接到命令,在案件进展到足以判断是否有正当理由起诉之前,就停止了刑事调查。

8月,司法部与该公司达成了2.5亿美元的民事和解——这一金额被司法部称为“哈特-斯科特-罗迪诺法案”违规行为的“有史以来最高罚款”。

伍德沃德对该和解协议表示赞许,称其发表的声明传达了“强有力的信息”,即司法部“致力于积极执法”。

KKR除了此前的声明外拒绝置评,该声明称已“达成民事和解,彻底解决诉讼及反托拉斯司的所有未决调查”。

“我们强烈不同意反托拉斯司对本案的定性。我们认为公司在之前的申报流程中始终秉持诚信行事,且符合行业惯例,”该公司表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伍德沃德作为副司法部长在司法部首次出席新闻发布会时,是为了宣布针对几家中国航运集装箱公司的一起企业反垄断案件的替代起诉书。

该起诉书同时指控个人和实体,称他们在疫情期间参与了非法定价。

伍德沃德当时表示:“我们正在追究这些中国不良企业的责任,它们利用疫情中饱私囊。”

最初的起诉书是在2025年12月提出的——距伍德沃德担任副司法部长仅约两个月。

消息人士称,与其他一些企业刑事案件不同,这起中国集装箱相关案件没有遭到伍德沃德的反对,他甚至开玩笑说员工们“瞒着他偷偷塞进来一份”。

“You can’t put a company in jail”: Inside the unconventional tenure of Stanley Woodward, DOJ’s No. 3

2026-11-10T14:22:59-0500 / CBS News

Washington— In an address to some members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Antitrust Division in October,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Stanley Woodward made an unusual pitch.

He wanted to entice the lawyers there to leave their roles and accept temporary stints to help out the National Fraud Enforcement Division, created earlier this year, according to multiple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the speech.

In a 30-minute talk, he criticized the federal judge overseeing a lawsuit over President Trump’s plans to renovate a public golf course in Washington, and told the group to come to him if they ever have a problem with a judge in the future.

But before he could finish his address, he abruptly left, saying he was getting a call from the president.

The speech offered a glimpse of the unusual role Woodward has carved out as the No. 3 official 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Since taking office last fall, he has become the de facto leader of the Antitrust Division, put his name on controversial court filings that have bewildered some DOJ employees and voiced a strong philosophical opposition to prosecuting corporations that has shocked many inside the department, multiple sources told CBS News.

Observers say he has developed a pattern of intervening in pending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corporations that are being pursued by the divisions under his remit, often steering them agains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career prosecutors and even other political appointees.

https://news-multimedia-1393112320.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gettyimages-1508852068.jpg

Woodward leaves the federal building in Miami in July 2023. Eva Marie Uzcategui T/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One example, which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reported, involved an Illinois mining company that allegedly failed to evacuate its employees during a 2021 fire and failed to report another blaze to regulators as recently as this year, multiple sources told CBS News.

Woodward’s defenders describe him as smart, deeply engaged and willing to take the hits that come with leadership.

A Justic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acknowledged Woodward urged antitrust attorneys to take assignments in the new fraud division, saying some of them have relevant experience.

The spokesperson did not dispute the account of Woodward’s remarks — or the fact they were interrupted by a call from the White House.

“It is well known that Woodward was an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prior to coming over to DOJ,” the spokesperson said.

This account of Woodward’s tenure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nearly two dozen people, all of whom asked to remain anonymous to candidly discuss internal deliberations or case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did not make Woodward available for an interview.

“The notion that the No. 3 person 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esn’t believe in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corporations is purely an ideological oddity unsupported by law,” said one person familiar with Woodward’s views. “It is a fact that in multiple situations, he has asked prosecutors to justify prosecutions against companies.”

“You can’t put a company in jail”

Woodward has less experience with criminal matters than he does with civil litigation. From 2010 to 2020, he was an associate and senior counsel at the law firm Akin Gump, where he primarily worked on civil matters.

The corporate criminal cases he did work on largely played out behind the scenes, two people familiar with his workload said, making it hard to get a full window into his experience. Most of them involved investigations under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they said,a law that prohibits foreign bribery. He cited one such case on a Senate questionnaire when asked to list the 10 most significant cases of his career, saying he spent six months overseeing a team of lawyers who reviewed documents.

In 2020, he and Stan Brand, a former general counsel for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tarted a law firm together.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he represented a number of criminal defendants in Mr. Trump’s orbit, including Walt Nauta and Peter Navarro. He was also counsel to Kelly Meggs, a member of the far-right Oath Keepers who stormed the Capitol on Jan. 6, 2021, and was convicted on multiple felonies, including seditious conspiracy. His sentence was later commuted by Mr. Trump.

While all of the clients he represented during that time who went to trial lost their cases, at least some of the judges in federal court in D.C. seemed to respect him as an attorney.

“The district judges down there loved him,” said one person with knowledge of the cases he handled. “He wasn’t one of those goofy Trump lawyers. He was a by-the-book defense guy. They liked him because he knew what he was doing.”

He briefly worked in the White House as a senior counselor to the president before joining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n April 2025 as an aide to then-Attorney General Pam Bondi. He was elevated to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that October.

The job of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primarily entails overseeing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civil side: divisions that handle civil rights, antitrust probes, environmental and animal welfare issues, civil enforcement actions, civil tax cases and the offices that defend the government in civil lawsuits. Several of those divisions also have sections that prosecute crimes like price-fixing,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violations, and civil rights offenses.

While the majority of his day-to-day job involves civil matters, he has made waves internally when it comes to how he views the smaller subset of corporate criminal cases that fall under his remit, multiple sources said.

In meetings with DOJ attorneys to discuss pending cases, he has been known to often quip that “you can’t put a company in jail” or that there is “no jail big enough for a corporation,” according to multiple sources, including some eyewitnesses.

He also frequently advocates for prosecutors to seek softer resolutions, such as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 or civil settlements in lieu of criminal charges, the sources said.

“He openly shows disdain toward every corporate case,” recalled one person who said they have heard Woodward express those sentiments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The impression you get is he doesn’t believe in any of these laws and he does not believe in prosecuting companies at all,” the person added.

His strong views on corporate prosecutions in general — essentially that they shouldn’t happen — have shocked many attorneys 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particularly coming from an office that historically has not been heavily involved in scrutinizing criminal cases, since most of that oversight falls to the office of the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They also stand in stark contrast to how most of his predecessors viewed such cases, and even many of his fellow Trump appointees inside the department.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Colin McDonald, for instance, recently ordered prosecutors in the National Fraud Enforcement Division to “zealously prosecute corporate actors that defraud taxpaye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several occasions, Woodward has asked prosecutors to write memos explaining basic legal principles related to prosecuting companies, in what they saw as a sign that he does not have very much experience with corporate criminal work, several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the requests told CBS News.

In one example, he asked prosecutors to explain the basic “blackletter law” outlining how the Justice Department can even charge a company, one person recalled. The authority to do so was affirmed in a landmark 1909 Supreme Court case which held that companies can be held criminally liable for unlawful acts carried out by personnel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employment.

Another time, Woodward asked antitrust prosecutors to draft a memo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 se rule” and the “rule of reason,”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the request said. The former is a legal doctrine that DOJ has historically relied upon to criminally prosecute inherently illegal acts like bid-rigging. The latter is a different analytical legal standard that DOJ often applies in most civil antitrust enforcement cases.

A Justic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said Woodward “does not support new and novel theories of prosecution against companies or individuals.”

“But that doesn’t mean companies that break the law should go free writ large — his view is that it’s individuals who break the law and so prosecuting individuals for criminal conduct should always be prioritized,” the spokesperson added.

The clearest recent example of his approach involves M-Class Mining LLC, the Illinois mining company.

A subsidiary of Foresight Energy, M-Class Mining allegedly failed to evacuate its employees during an August 2021 underground fire or alert federal regulators. An indictment in August charged four executives with conspiring to defraud the U.S. and other counts, including obstruction.

Senior political and career officials from the Labor Department and Justice Department had all expressed support for charging the company itself after determining it was plagued by a problematic corporate culture that, in their belief, was not solely caused by a few rogue actors, sources said. Among the aggravating factors was the fact that the company later rehired as a mine safety consultant one of its employees who allegedly obstructed the government.

At first, prosecutors had a green light to pursue a prosecution of the corporation. But Woodward overruled recommendations from both career and Trump-appointed attorneys involv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t one point, Woodward and officials in the deputy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contemplated a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as an alternative, after speaking with the company’s lawyer, Ed O’Callaghan, a former DOJ official who served during Mr. Trump’s first term, sources told CBS News.

But allowing the company to dodge charges through a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ran afoul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new corporate charging policy. The policy allows firms to avoid criminal charges if they self-report the violations,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work to remediate compliance problems.

Officials expressed concerns because the company did not qualify for a deferred prosecution under the policy, and because such agreements were meant to be reserved for companies that tried to remedy compliance problems and cooperate in good faith, one of the sources added.

In the en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ok no action against M-Class Mining itself, instead indicting four individuals who worked for the company with conspiring to defraud the government. Some also faced additional charges of falsifying records and obstruction.

An agreement to pause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expired at the end of October, making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the corporation now impossible.

O’Callaghan declined to comment, and said the company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

Despite Woodward’s overall lack of enthusiasm on pursuing corporate criminal cases, some say they have appreciated his general willingness to advocate for prosecutors to move more quickly.

At the start of most meetings, in fact, he likes to remind people of how many days remai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ushing them to get results, according to sources who have been in meetings with him.

“He likes to be viewed as a bear you don’t want to poke,” one person who worked closely with him said.

The “Stanley-only brief”

The No. 3 official 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s historically drawn less attention than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but Woodward has made headlines in ways his predecessors have not.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aspects of his tenure is his willingness to put his signature on a number of unusual and controversial legal filings that make many of his colleagues uncomfortable.

Earlier this year, Woodward was the sole DOJ signatory on a settlement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IRS which called for the creation of a $1.8 billion “anti-weaponization fund” that would be used to provide payouts to those who could show they had been wrongfully targeted by the government. It was widely seen as an effort to distribute money to Jan. 6 defendants and other Trump allies who had been investigated or charged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oodward had represented several would-be claimants to the fund, a fact that prompted a federal judge in Florida to rebuke him in a scathing court ruling. The judge sent a copy of her opinion to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bar, where Woodward is licensed. A nonprofit watchdog group filed a separate bar complaint.

Gene Rossi, a defense attorney who worked closely with Woodward on a separate Oath Keepers trial, said he was “always professional and very gifted.”

“But am I disappointed in what he is doing today? Absolutely yes,” Rossi said. “My respect for Stanley Woodward really took a hit when he negotiated that IRS settlement … It was such an easy call ethically to recuse yourself.”

Woodward has recently drawn the ire of Judge Ana Reyes, who is overseeing the ongoing civil litigation over Mr. Trump’s plans to renovate East Potomac Golf Links in D.C.

On Oct. 16, Woodward was the sole signatory on a brief that accused the judge of bias and demanded she recuse herself from the case.

He also contended in a separate brief on Oct. 18 that the court had no jurisdiction on the case, saying the redesign of the golf course was not a “final agency action.” At a hearing the next day, Reyes asked other DOJ attorneys in the courtroom if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refile the brief with their signatures on it, a request she later dropped.

Since then, Reyes ha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government lawyers and officials intentionally misled her, and appointed a special master to help determine whether they engaged in misconduct.

The pleadings have privately embarrassed both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career attorneys in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also baffled people who know Woodward well and have respect for him as an attorney, multiple sourc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dynamic said. When Woodward is the sole signature on a brief, it is usually a safe bet that no one else in the department was willing to sign it, the people said.

“A Stanley-only brief is a sure sign that everyone else refused, or he knew everyone would refuse and didn’t even ask,” one of those people said.

In April, Woodward signed and submitted two briefs defending Mr. Trump’s plans to construct a new ballroom at the White House from a suit by a historic preservation group. Both included language that mimicked the style and tone of the president’s Truth Social posts. Attorney General Todd Blanche and Acting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Trent McCotter’s names also appeared on the briefs, which did not include any career officials.

“‘The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is a beautiful name, but even their name is FAKE because when they add the wo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it makes it sound like a Governmental Agency, which it is not,” one of the filings said, accusing the group of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One person who has worked with Woodward said that his willingness to sign certain filings is a sign of his leadership.

“He didn’t have to sign that brief. He easily could have ordered someone else to do it, but he recognizes that sometimes when you’re the leader, you need to be out in front taking the hits,” the person said.

A Justic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said that Woodward only signs briefs that he believes are righteous.

Woodward “doesn’t sign things he does not believe can be filed in good faith. He reads everything that he signs personally,” the spokesperson said, adding that “zealous advocacy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combativeness.’”

“Courts of appeals and the Supreme Court exist to affirm or overturn decisions of a lower court,” the spokesperson added.

The fact that the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is signing briefs in court at all is a surprise to some veteran DOJ attorneys, who say it is not customary practice.

“I can’t think of a single case during either of my stints in the Civil Rights Division where the associate AG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signed a court filing,” said Pamela Karlan, a former 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who now teaches law at Stanford. “In fact, I can’t remember a case — outside of a couple of cases at the Supreme Court, maybe — where anyone from the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appeared on the briefing. And there were always career lawyers on every filing.”

The Antitrust Division

Another unusual aspect of Woodward’s tenure is the extent to which he is overseeing the Antitrust Division.

Last year, Woodward and Chad Mizelle, then Bondi’s chief of staff, fired two deputies of antitrust chief Abigail Slater after she pushed back on a settlement clearing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s $14 billion acquisition of Juniper Networks. One of them, Roger Alford, later said in a speech that Woodward and Mizelle had “perverted justice” by letting “lawyers and influence peddlers” shape antitrust outcomes.

A Justic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declined to comment on Alford’s allegations, saying the department would not respond to “outlandish complaints” from a “disgruntled former employee.”

Slater herself was fired less than a year later amid continuing clashes with Woodward and Bondi’s offices over antitrust cases.

Before her ouster, Bondi and Woodward tried to keep her from attending a meeting of antitrust regulators under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r OECD.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customarily attends such meetings, and in that case, Slater was the chair of the group’s competition committee.

Department leadership said the trip would violate its travel rules and cut off Slater’s credit cards while she was overseas, CBS News previously reported. Sources said she was staying in a government-approved hotel and flew to Paris on a commercial flight.

A Justic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said the attorney general — and not the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 had the authority to approve or deny travel requests.

The 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who followed her left in June. At the OECD’s next antitrust meeting, the department sent a lawyer who had worked in Woodward’s office, and not anyone from the Antitrust Division, to represent the DOJ, sourc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arrangement said.

Now, without anyone left to serve as 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Antitrust Division, Woodward has been left to serve as its de facto leader.

A Justic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confirmed that Woodward has been delegated the authorities of th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though he is technically not serving in that role.

He has consolidated control. He’s now in charge of signing off on all administrative subpoenas, known as “civil investigative demands,” 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uses to compel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sources said. Having someone at his level signing off on all those documents is unprecedented,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the division said, noting that such demands are required by statute to be approved by th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His insistence on signing off on other moves, including appellate decisions, has started to cause gridlock in the Antitrust Division, multiple sources said. Some people have resorted to bringing in books to read in the office because their work has slowed so much.

“He is exercising outsized power,” said one former official who is familiar with how the Antitrust Division is customarily run. Another source described the dynamics in a similar way.

“It’s just a desire to have control of all aspects of the division’s activities,” the person said.

But what some people see as micromanagement, others see as an example of an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who, unlike his predecessors, has taken on a more proactive oversight function.

“Stanley is incredibly smart and deeply engaged. I don’t think there has ever been an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that has ever been more engaged than Stanley,” said another person who has worked directly with Woodward.

A Justic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said that Woodward, as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has oversight authority of Antitrust and has been playing the role for over eight months.

“He has played an oversight and leadership role in ensuring affordability for all Americans with much of the opera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Antitrust Division already requiring the Associate’s involvement and approval. The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is best equipped to provide interim leadership over the Antitrust Division to ensure continuity and promised progress in protecting competition for American consumers,” the spokesperson added.

The art of Woodward’s deal

While Woodward has expressed disdain for corporate criminal cases, he has also demonstrated an eagerness to ratchet up the fines and penalties against corporations when it comes to civil enforcement matters.

In some cases, he has pushed DOJ attorneys in settlement talks to go back to a company and tell them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would be needed to resolve the case — an uncommon tactic.

“He can be pretty aggressive on the civil side,” one person told CBS News, adding that Woodward is viewed as “quirky and unpredictable.”

In some cases that could be potentially handled both criminally or civilly, Woodward has often advocated for civil resolutions.

“He fancies himself a savvy negotiator,” another person noted, saying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occasions where Woodward has offered to obtain a high monetary penalty if lawyers working on the case would let him negotiate a civil resolution in lieu of a criminal one.

One such example played out with parallel criminal and civi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private equity giant KKR.

In January 2025, shortly befor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the Justice Department filed a civil complaint alleging the company repeatedly made false statements and omitted key pieces of information at least 16 times in its pre-merger applications, known as Hart-Scott-Rodino filings.

Federal prosecutors in the Antitrust Division also believed the evidence was strong enough to pursue a separat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several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and a September 2024 corporate filing from KKR disclosing the receipt of a grand jury subpoena.

Initially, prosecutors got a green light from senior political appointee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continue with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t Woodward opposed pursuing a criminal case, one of those sources said. Separately, one of KKR’s two chief executives separately complained to the White House about the case, two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old CBS News.

After that, prosecutors were ordered to drop the criminal probe before it ever got far enough to know whether charges could be warranted, one of the sources added.

In Augus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reached a civil settlement with the company for $250 million — an amount that the DOJ touted as being the “largest ever penalty” for violations of a law known as the Hart-Scott-Rodino Act.

Woodward lauded the settlement, saying in a statement that it sent “a powerful message” 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s “committed to vigorous enforcement.”

KKR declined to comment beyond its prior statement, in which it said it had “agreed to a civil settlement that fully resolves the litigations and all open investigations by the Antitrust Division.”

“We 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characterization of this matter. We believe that our firm acted in good faith at all times under our prior filing process, and that it was consistent with industry practice,” the company said.

Ironically, when Woodward made his first appearance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s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it was to announce a superseding indictment in a corporate antitrust case involving several Chinese shipping container companies.

The indictment charged both individuals and the corporate entities, alleging they engaged in illegal price fixing during the pandemic.

“We are holding these Chinese bad actors accountable for exploiting the pandemic to fill their own coffers,” Woodward said at the time.

The indictment was originally returned in December 2025 — just about two months into Woodward’s tenure as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Unlike some of the other corporate criminal cases, sources said the Chinese containers case did not draw any opposition from Woodward, who even joked that the staff had “snuck one past” him.

评论

发表回复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湘ICP备2026001899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