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美科技竞争外溢 大学被推向国安前线
2026年8月9日 18:20 / 联合早报
AI摘要
- 美国首次将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中国顶尖民用高校列入国安限制名单，限制美国防部资助项目与其合作。
- 中国随即把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纳入出口管制名单，系首次针对外国民用大学，因其涉军用AI与无人机研发。
- 学者指出，军民两用技术模糊了学术与国防界限，大学正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引发科研“寒蝉效应”。
- 全球科研或现“选择性裂解”：敏感领域合作受限，但气候、公共卫生等领域仍保持国际联系。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美国五角大楼7月23日首次将不具军工背景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列入依据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设立的“第1286条名单”，认定它们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及科研诚信构成风险。图为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 （新华社）
美国和中国近来先后将外国民用大学纳入限制名单，过去较少处于地缘政治风口的学术机构，如今正被推向科技竞争前沿。
美国国防部上月底首次将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所中国顶尖综合性大学列入国家安全限制名单；一天后，中国商务部也首次将欧洲一所民用大学——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Wrocław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受访学者认为，这反映大学日趋被纳入国家安全和科技竞争范畴。全球科研体系短期内不会因此形成两个对立的“知识阵营”，但相关措施带来的“寒蝉效应”可能削弱跨境合作，并促使更多国家重新审视科研安全。
美国五角大楼7月23日首次将不具军工背景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列入依据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设立的“第1286条名单”，认定它们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及科研诚信构成风险。
根据规定，接受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研究人员原则上不得与名单内机构开展相关合作，并须申报相关关联。美国国防部说，此举旨在防止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用于军事或其他战略用途。
延伸阅读
美国扩大对华科研合作黑名单 复旦和上海交通大学上榜
来自“国防七子”等八所院校 中国留学生签证被拒 拟集体起诉美国政府
事实上，美国近年来已将数十所中国高校列入各类限制或制裁名单。制裁对象早期主要是“国防七子”等军工背景院校，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如今则逐步延伸至顶尖民用综合性大学。此次将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纳入限制范围，显示美国愈发将中国顶尖高校视为国家科技竞争体系的一环，并担忧科研成果可能服务于军民融合战略。
中国也开始采取类似做法。中国商务部7月24日宣布，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名单，其中除德国、法国等国的军工企业和无人机企业外，也包括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这是中国首次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与军工企业一并纳入出口管制名单。
中国商务部没有说明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为何被列入名单。但据中国媒体观察者网报道，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参与欧盟军事无人机与战场人工智能（AI）的研发工作，与军工企业密切合作，也在材料科学、光子学、半导体、网络安全以及多项欧盟防务基金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
分析指出，大学成为管制对象，反映军民技术界限日益模糊。AI、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军民两用技术，大多源自大学和科研机构。各国不断加强对关键技术的保护后，大学正从知识生产机构，逐渐成为国安与出口管制关注的新对象。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执行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认为，将学术机构纳入国家安全限制名单，很可能成为大国战略竞争中的“持久特征，而非暂时现象”。
她向《联合早报》分析，这是由三项结构性变化推动：首先，AI、量子计算、半导体等兼具军民两用属性的领域，使大学成为创新体系的重要源头；其次，各国政府愈发关注技术转让、研究安全及关键技术外流；第三，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使国家安全范围扩展至知识、数据和前沿科研领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副教授骆明辉认为，限制名单值得关注的并非法规约束范围，而是政治环境产生的“寒蝉效应”。即使法规没有明文禁止，大学和研究人员也可能因为担心影响政府科研经费、触犯监管规定或引发政治争议，而主动减少与相关国家高校的合作。
他说：“比方说，即使某个学者从事非敏感领域研究，不涉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工程技术，也可能为安全起见，而选择避免与名单上的大学建立关系。”
骆明辉以供应链变化为例说，供应链过去主要强调效率和成本，但在美中竞争加剧后，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考量，各国开始推动“友岸外包”和供应链重组。如今，高等教育和科研合作也可能经历类似变化，大学选择合作伙伴时，也会考虑政治风险、资金来源和国家安全。
这意味着，科研合作未必会出现一道“墙”，却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看不见的边界：研究人员减少合作，大学加强审查，政府科研资金附加更多条件，敏感领域的设备、数据和实验室资源共享也可能变得更困难。
美国昆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Denis Simon）判断，全球科研体系可能出现“选择性裂解”，而非迅速形成美国、中国各自领导的两个“知识阵营”。AI、量子信息、部分半导体技术、密码学及高超音速等敏感领域的合作将日益受限，数学、气候科学、公共卫生、天文学等领域则仍会保持较强国际联系。
他说，美国和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科研生态体系，但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和海湾国家等不一定完全倒向任何一方。与此同时，全球争夺顶尖科研人才的竞争也会加剧，人才选择工作地点时，考虑的不再只是薪酬和科研经费，也包括签证、监管负担及国际合作限制。
上海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认为，学术本就难以完全脱离政治，理工科研更与国防安全密切相关，因此“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对于未来大学管理是否将纳入更多国家安全考量，他直言：“这已经变成日常。”
骆明辉也判断，随着跨境合作门槛提高，大学长期承担的“二轨外交”功能也可能弱化。过去，即使中美关系紧张，学者仍可通过联合研究、学术会议和人员交流维持沟通；如今政治风险上升，中美学术交流愈趋谨慎，这类二轨交流恐受抑制。不过，他认为，这种影响主要将体现在中美之间，其他国家之间或其他国家与中美的学术交流，则未必受到同等程度冲击。
特稿：中美科技竞争外溢 大学被推向国安前线
2026年8月9日 18:20 / 联合早报
AI摘要
- 美国首次将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中国顶尖民用高校列入国安限制名单，限制美国防部资助项目与其合作。
- 中国随即把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纳入出口管制名单，系首次针对外国民用大学，因其涉军用AI与无人机研发。
- 学者指出，军民两用技术模糊了学术与国防界限，大学正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引发科研“寒蝉效应”。
- 全球科研或现“选择性裂解”：敏感领域合作受限，但气候、公共卫生等领域仍保持国际联系。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美国五角大楼7月23日首次将不具军工背景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列入依据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设立的“第1286条名单”，认定它们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及科研诚信构成风险。图为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 （新华社）
美国和中国近来先后将外国民用大学纳入限制名单，过去较少处于地缘政治风口的学术机构，如今正被推向科技竞争前沿。
美国国防部上月底首次将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所中国顶尖综合性大学列入国家安全限制名单；一天后，中国商务部也首次将欧洲一所民用大学——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Wrocław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受访学者认为，这反映大学日趋被纳入国家安全和科技竞争范畴。全球科研体系短期内不会因此形成两个对立的“知识阵营”，但相关措施带来的“寒蝉效应”可能削弱跨境合作，并促使更多国家重新审视科研安全。
美国五角大楼7月23日首次将不具军工背景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列入依据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设立的“第1286条名单”，认定它们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及科研诚信构成风险。
根据规定，接受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研究人员原则上不得与名单内机构开展相关合作，并须申报相关关联。美国国防部说，此举旨在防止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用于军事或其他战略用途。
延伸阅读
美国扩大对华科研合作黑名单 复旦和上海交通大学上榜
来自“国防七子”等八所院校 中国留学生签证被拒 拟集体起诉美国政府
事实上，美国近年来已将数十所中国高校列入各类限制或制裁名单。制裁对象早期主要是“国防七子”等军工背景院校，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如今则逐步延伸至顶尖民用综合性大学。此次将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纳入限制范围，显示美国愈发将中国顶尖高校视为国家科技竞争体系的一环，并担忧科研成果可能服务于军民融合战略。
中国也开始采取类似做法。中国商务部7月24日宣布，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名单，其中除德国、法国等国的军工企业和无人机企业外，也包括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这是中国首次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与军工企业一并纳入出口管制名单。
中国商务部没有说明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为何被列入名单。但据中国媒体观察者网报道，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参与欧盟军事无人机与战场人工智能（AI）的研发工作，与军工企业密切合作，也在材料科学、光子学、半导体、网络安全以及多项欧盟防务基金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
分析指出，大学成为管制对象，反映军民技术界限日益模糊。AI、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军民两用技术，大多源自大学和科研机构。各国不断加强对关键技术的保护后，大学正从知识生产机构，逐渐成为国安与出口管制关注的新对象。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执行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认为，将学术机构纳入国家安全限制名单，很可能成为大国战略竞争中的“持久特征，而非暂时现象”。
她向《联合早报》分析，这是由三项结构性变化推动：首先，AI、量子计算、半导体等兼具军民两用属性的领域，使大学成为创新体系的重要源头；其次，各国政府愈发关注技术转让、研究安全及关键技术外流；第三，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使国家安全范围扩展至知识、数据和前沿科研领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副教授骆明辉认为，限制名单值得关注的并非法规约束范围，而是政治环境产生的“寒蝉效应”。即使法规没有明文禁止，大学和研究人员也可能因为担心影响政府科研经费、触犯监管规定或引发政治争议，而主动减少与相关国家高校的合作。
他说：“比方说，即使某个学者从事非敏感领域研究，不涉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工程技术，也可能为安全起见，而选择避免与名单上的大学建立关系。”
骆明辉以供应链变化为例说，供应链过去主要强调效率和成本，但在美中竞争加剧后，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考量，各国开始推动“友岸外包”和供应链重组。如今，高等教育和科研合作也可能经历类似变化，大学选择合作伙伴时，也会考虑政治风险、资金来源和国家安全。
这意味着，科研合作未必会出现一道“墙”，却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看不见的边界：研究人员减少合作，大学加强审查，政府科研资金附加更多条件，敏感领域的设备、数据和实验室资源共享也可能变得更困难。
美国昆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Denis Simon）判断，全球科研体系可能出现“选择性裂解”，而非迅速形成美国、中国各自领导的两个“知识阵营”。AI、量子信息、部分半导体技术、密码学及高超音速等敏感领域的合作将日益受限，数学、气候科学、公共卫生、天文学等领域则仍会保持较强国际联系。
他说，美国和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科研生态体系，但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和海湾国家等不一定完全倒向任何一方。与此同时，全球争夺顶尖科研人才的竞争也会加剧，人才选择工作地点时，考虑的不再只是薪酬和科研经费，也包括签证、监管负担及国际合作限制。
上海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认为，学术本就难以完全脱离政治，理工科研更与国防安全密切相关，因此“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对于未来大学管理是否将纳入更多国家安全考量，他直言：“这已经变成日常。”
骆明辉也判断，随着跨境合作门槛提高，大学长期承担的“二轨外交”功能也可能弱化。过去，即使中美关系紧张，学者仍可通过联合研究、学术会议和人员交流维持沟通；如今政治风险上升，中美学术交流愈趋谨慎，这类二轨交流恐受抑制。不过，他认为，这种影响主要将体现在中美之间，其他国家之间或其他国家与中美的学术交流，则未必受到同等程度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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