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root

  • 《来自远方》:将悲剧化为艺术,把黑暗化作光明


    2026年9月6日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11 /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
    大卫·摩根 撰稿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中最打动人心的故事之一——尽管当日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件,却仍能让人重拾对人性的信心——讲述的是加拿大一个小镇的居民,对数千名滞留无措的旅客伸出援手的慷慨之举。

    袭击发生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所有空中交通,迫使38架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降落在纽芬兰甘德小镇附近的机场。当地居民紧急行动起来,为七千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提供援助与慰藉,其中许多人正急切地等待着家乡的消息。当地居民个体与集体的善举,成为了广受好评的音乐剧《来自远方》的创作原型。

    《来自远方》百老汇原版制作剧照。马修·墨菲 摄,《来自远方》

    这部由艾琳·桑科夫和大卫·海因夫妇共同创作剧本、音乐与歌词的音乐剧,由12名演员组成的演员阵容饰演所有角色——从被困在岛上的“机上旅客”,到接纳他们的纽芬兰当地人。桑科夫与海因于2011年甘德十周年重聚活动期间到访当地,展开了调研工作。该剧的剧本和歌词均取材于他们的采访内容,配乐融合了民谣风格,于2017年3月在纽约首演,并随后斩获三项戏剧桌奖(包括杰出音乐剧和杰出音乐剧剧本)以及一项托尼奖(最佳导演)。它在百老汇上演了五年半(因新冠疫情暂停演出),此后在全球各地被不断搬上舞台。目前,由百老汇原班卡司录制的现场版剧集已在Apple TV+上线。

    (生于安大略省的)桑科夫和(生于萨斯喀彻温省的)海因接受了《CBS星期日早晨》的采访,谈及这部剧的创作起源,以及它对甘德镇居民产生的影响。


    创作初衷

    2017年在纽约市的艾琳·桑科夫与大卫·海因。沃尔特·麦克布莱德/盖蒂图片社 摄

    2001年9月11日,桑科夫和海因正居住在纽约市的一所国际学生公寓里。他们回忆称,当时曼哈顿被倒塌的世贸中心尘埃笼罩,他们并未知晓甘德镇发生的一切:“我们所有邻居都走出来照顾我们,”海因说道,“那里有很多音乐人,他们演奏音乐,我们一起聚餐,他们还会来查看我们的情况。我的表亲当时在双塔里,但幸运地逃了出来,她当时在一楼。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等待消息,这个社区,这个国际化的社区,团结起来互相照料。

    “当时,有一位居民真的为我们那天接收了飞机而向我们道谢,但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后来,当我们听说了甘德镇发生的故事时,它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不仅亲眼目睹了身边社区展现出的善意,还有9月12日及之后几天里纽约市民所表现出的 kindness——献血、互相扶持——还有戏剧界同仁们也是如此。”

    在采访甘德镇居民和乘客时,你们最初的创作意图是什么?或者说,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意图?

    桑科夫:“嗯,我们当时受委托为奥克维尔的谢里丹学院的全新加拿大音乐剧项目创作一部音乐剧。我记得当时很惶恐,就觉得,有这么多故事,这可不能做成那种千篇一律的音乐剧。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想这或许会像《拉勒米计划》那样的戏剧。”

    海因:“但我是听着纽芬兰音乐长大的,我们在那里采访的每个人都会拿出乐器,说起他们成长过程中听过的音乐。音乐是纽芬兰人度过艰难时刻的方式。那里的冬天格外难熬,他们会齐聚厨房派对,演奏音乐、讲述故事,我们知道他们也曾在9·11事件发生时款待了所有滞留的人。这是一个关于音乐与艺术,同时也是关于慷慨的非凡故事。”

    桑科夫:“那是一场为9·11幸存者和家属举办的慈善音乐会,所以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转头对大卫说,‘我的天,你说得对,这就是一部音乐剧。’

    “我们刚告诉人们我们想做什么,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想和我们聊聊。他们希望这个故事被讲述出来。当时我们只是为一所大学做这个项目,但他们还是会坐两小时火车专程赶来和我们当面交谈,说,‘你们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人有多聪明、多慷慨、多善良,这个故事值得被讲述出来。’而这真正激励了我们:好吧,这些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人,他们如此迫切地想要这个故事被讲述出来。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必须把它讲出来。”

    将人们的证词作为剧本和歌词,这让人联想到《歌舞线上》和《斯塔兹·特克尔的工作》。在将对甘德镇居民和旅客的采访内容转化为剧本和歌曲时,你们参考了哪些范本?

    海因:“我们确实讨论过《歌舞线上》,我记得我们做了很多直接对话和证词的部分,还有艾琳小时候看《歌舞线上》的回忆。我们显然也参考了《拉勒米项目》,因为它讲述的是采访者进入一个经历过悲剧的社区,并在其中寻找希望的故事。《拜访森林》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范本,它采用群像叙事,讲述一个群体经历一场变故后彻底改变的故事。《曾经》让我们知道,百老汇的音乐剧也可以使用这样的音乐语言。

    桑科夫:“《彼得与星之船》则教会我们如何将直接对话融入场景,还有那种从零开始创造事物的戏剧表现力,这是非常典型的加拿大式创作手法。但你知道,我们当时只是不确定这在百老汇是否行得通。而且说实话,我们当时根本没打算进军百老汇。”

    海因:“我们当时以为加拿大的高中可能会把这部剧作为加拿大高中项目的指定剧目来排演。”

    桑科夫:“好吧,我在9·11事件后待在纽约,当时就觉得,没人愿意看这个。美国人不会想看这个的。但我又想,好吧,这个故事值得被讲述。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人们都希望这个故事被讲出来,所以哪怕我们只是为他们做这件事,我们也要做下去。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而且意识到我们没打算进军百老汇,这让我们感觉很放松。这不会是一部常规的音乐剧。我们只是按照最适合这个故事的方式来创作,这意味着音乐将推动我们进入类似蒙太奇的场景,而且没有一个主角。说真的,创作过程非常有趣。在开发这部剧的过程中,这些角色仿佛就在我们脑海里生活着。我记得四五年后回到甘德镇,和奥兹、邦妮还有克劳德聊天,就像和老朋友聊天一样,因为他们已经在我们脑海里待了四五年了。但你知道,他们早就忘了我们曾去采访过他们,所以他们一开始还反应不过来,‘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还有这些百老汇制作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这是一段非常独特的旅程,不像很多剧那样直接走向百老汇。”

    你们是否将真实人物合并成了单个角色?

    海因:“我们常说,我们要讲述的是滞留在停机坪上的七千名乘客和纽芬兰当地九千名居民的故事,也就是总共一万六千个故事,所以为了让观众能清晰理解,我们遇到了很多叫黛安的女性和很多叫凯文的男性,因此我们不得不合并一些故事。”

    这就是你们设置两个凯文角色的原因吗?

    海因:“事实上真的有两个凯文!还有一名消防员的儿子,汉娜的儿子,也叫凯文,我们有时候会简称他为凯夫。我想我们只在一处提到过他的名字。还有一些故事共享了信仰、食物或翻译这类主题。我们发现了两个翻译相关的故事,于是将它们结合在了一起。但我们一直希望亲身经历过这个故事的人们,以及世界各地看到这份善意的机上旅客们,都会说‘这确实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出的小幅改动,始终都是为了更清晰地展现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宏大故事。”

    桑科夫:“哪怕是像布里斯托尔船长,或者医生打扫浴室这类细节:我们当时和甘德学院的五位女老师坐在一起,她们是我们最早采访的对象,所以她们完全是随性地互相聊天,然后她们就说,‘哦,还记得那些医生吗?最有学识的人都在打扫厕所’,她们说起这件事时格外兴奋,还有一位老师对船长的故事也同样激动。好吧,那这个场景会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加点趣味性。贝斯船长,她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我和天空》这首歌几乎完全是原话转录。”

    海因:“没错,我们采访了她四个小时,当时都准备好做‘贝斯船长:音乐剧’了。”

    桑科夫:“但这个角色可能是不同船长的结合体。所以哪怕是她这样的角色,所有事情也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细节略有不同,但我们没有夸大那些善意和事件。更多的是,好吧,[尼克和黛安]在巴士上接吻,而不是在飞机上。像这样的细节改动就是我们做的全部,绝不是为了让人物形象更完美。甚至可以说,我们不得不有所保留,因为我们知道人们根本不会相信这些事,你知道吗?”

    善意的勇气

    这部剧非常关注一线救援人员,但他们并没有将其视为自己的工作或使命;剧中只是将其描绘为当地人面对紧急情况时的常识性反应。机上旅客是否意识到这种反应有多不寻常?而甘德镇的当地人又是怎么看的?

    海因:“没错。机上旅客告诉我们,这种应对方式有多非凡;而纽芬兰的当地人则告诉我们,这有多平常。他们说,‘这只是任何人都会做的事。’而令人惊叹的是,一次又一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说,‘这太了不起了。’它重塑了人们对人性的信心,让人们想起世界上仍有美好存在,而这正是滞留旅客们亲眼所见的。”

    桑科夫:“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像克劳德说的,我们本可能迎来七千名恐惧、孤独、愤怒,然后他又补充了‘饿怒’的旅客,坐在镇子边缘,但相反,只要用尊重和人性对待他们,我们就会交到七千个朋友。而最终当他们离开时,就多了七千个新的家人。所以,我的意思是,对他们来说,‘好吧,下飞机吧,我们把你们安排到社区大楼里’,这再自然不过了。他们走下飞机,经过镇上大多是志愿者的检疫流程,拿到一盒果汁、一个三明治,坐上巴士,被送到不同的社区大楼。然后他们会说,‘哦,你怀孕八个月了?你已经八十七岁了?你不舒服?来我家吧。’你想想,这确实合乎情理。而他们现在还有点不理解,‘其他人到底怎么了,这明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在自然灾害中也曾见过这样的善意与同情,比如飓风和野火;社区都会伸出援手。但这次事件多了一层创伤维度: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往何处,等等。所以这种紧张感与慷慨并存,一方面人们想要伸出援手,另一方面有人担心对方会拿走自己的钱包。这种张力让人物形象更具人情味,这也是双方必须跨越的沟通桥梁。

    海因:“我认为双方都充满了未知。人们下飞机时,在飞机上被关了28小时后,他们还没看到任何袭击的画面,直到最终来到一个摆放着电视的大厅。但另一方面,当地居民也刚得知消息,被告知任何一架飞机都可能有炸弹威胁,但仍有人爬进货舱去照顾动物,他们在不了解这些陌生人身份的情况下,就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这是一种我们如今很少看到、也很少谈论的勇气。这就是善意的勇气。”

    如今已经过去25年了。许多观众甚至在事件发生时还未出生。但这部剧依然取得了成功。它的意义不仅限于亲身经历过、记得这件事、当时体验过这一切的人们。你如何理解年轻观众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也能从这个故事中有所收获?

    海因:“我想我们也很惊讶,这部剧能同时引起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共鸣,哪怕那些在9·11事件发生时还未出生的人。我们见过穿着贝弗利·贝斯船长主题T恤的孩子。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女性说,这部剧帮助她理解了世界在那一天为何改变,以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帮助他们为这个事件建立了背景认知。而且这成为了教师们向学生解释9·11事件的安全方式,他们可以先从‘当时有人伸出援手’说起。而不幸的是,这也延伸到了世界各地的悲剧事件中。

    “人们能够借用这个故事说,这就是你应对悲剧的方式,要始终关注幕后伸出援手的人,因为他们远比试图伤害他人的人要多得多。所以,我认为当孩子们看到黑暗时刻时,这部剧能让他们想起我们可以这样回应。”

    我了解到受访对象可以审核对他们角色的塑造。有没有什么内容是他们反对的——不一定是因为觉得不对,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保持隐私?

    海因:“我们非常幸运,在十周年纪念首次到访甘德镇时,很多人都还记得那些故事,那些愿意讲述、分享故事的人都站出来和我们交谈。显然,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会成为一部音乐剧,更不知道会成为一部百老汇音乐剧,还会传遍全球,所以我想他们当时以为我们只是一群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年轻人。幸运的是,后来他们会来参加工作坊,我们会坐在剧场后排观察他们,担心他们的看法,而一次又一次,他们都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值得被讲述,他们都认可了我们的创作。

    “也有一些小细节。我记得尼克和黛安告诉我们,他们是在巴士上接吻,而不是在飞机上,我们说,‘你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巴士上的场景,所以如果你们能改成在飞机上接吻,那就更好了。’他们也接受了这些小改动。但总的来说,我们和这些人成为了朋友。我们和尼克、黛安还有贝弗利·贝斯一起完成了‘斯卡奇因’仪式。”

    你们亲吻了鳕鱼?

    海因:“我们亲吻了鳕鱼!但艾琳有点怕鱼,没办法亲吻鱼,当时主持仪式的克劳德·埃利奥特市长非常大度地说,‘我和你做个交易:你要么亲吻鱼,要么亲吻我。’”

    桑科夫:“他还冲我眨了眨眼,意思是不管你怎么做都没问题。”

    海因:“所以,艾琳亲吻了市长,第二天我们采访他的时候,我说,‘嗨,我是大卫,你已经吻过我的妻子了。’”

    桑科夫:“不过我得说,我们确实很谨慎。我们第一次采访凯文·T的时候,我记得问他,‘如果故事里出现你和你的男友,你没问题吗?还是说你希望我们不要包含这段内容?’他想了一会儿。他说,‘不,不,没关系。’而阿里这个角色,实际上是基于五名男性创作的。至少我们采访过的其中一名男性,不想被认出身份,这没问题。他看过这部剧,但他不会回到后台,也不会参与其他任何活动,我们就替他保守身份秘密。”

    海因:“我们有过一次很奇怪的经历,剧中有一个角色是另一个角色的男友,我们当时还没机会和他本人沟通,在西雅图进行工作坊的中途,我们的一位演员收到了一封邮件,说‘我想你们在音乐剧里演的是我吧?’我们终于见到了他,幸运的是,他是音乐剧爱好者。”

    桑科夫:“他的邮箱地址是《灰色花园》的那个地址,我当时就想,‘哦糟了!他懂音乐剧,他肯定知道这事儿要成了!’”

    海因:“但他非常友善,见到他真的很棒。我们一直努力让真实人物们相信这部剧,相信我们没有辜负他们,相信这就是他们的故事。所以如果有任何他们不喜欢的地方,我想他们都会愿意来找我们。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才是我们在乎的。”

    这部剧首次在甘德镇演出时,反响如何?

    桑科夫:“用英语都难以形容。只有喜悦。一开始,场外排队的观众都很安静,因为纽芬兰人过去常被加拿大人当作笑柄,所以我想每个人都在想,‘我们会被怎么呈现?’但当我们唱起《我是岛民,我是岛民》的合唱时,人们开始跺脚、拍手,我的天,太有意思了。《斯卡奇因》中间有一首古老的民谣,是一首呼应式歌曲,但我们忘了告诉演员们。”

    海因:“所以当演员们唱歌时,全场观众齐声喊出‘出发’回应他们,所有人都哭了。第一次把这部剧带回纽芬兰的经历,太非凡了。

    “我们当时在世界最大的步入式冷藏库里举办慈善音乐会,也就是他们当时存放食物的冰球场。整个镇子的人都来了,我们非常紧张。演员们也很担心自己的口音是否标准;我们也很担心能否准确传达那些分享给我们的故事。但演出结束时,在最后一首歌的旋律中,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甘德镇数千人站起身欢呼。”

    桑科夫:“演出甚至还没结束,但他们就已经不在乎了。我们都听不到演员的声音了。”

    海因:“我们所有人都哭了。那是最棒的体验。之后的一切都只是锦上添花。没有什么能比那个夜晚更好了。而现在再次将这部剧带回纽芬兰,意义非凡,因为我们不只是带回了这部剧,我们也带回了整个世界。我们向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示了这部剧,他们正来到甘德镇,填满了当地的酒店和餐厅,用无数种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感激,感谢这份灵感,感谢我们2011年第一次看到的希望。”

    苹果TV+录制的这部百老汇卡司版剧集,是在我们刚从新冠封锁中走出来时录制的——这也是一场类似的创伤,就像当时乘客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样,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新冠会如何发展,封锁会持续多久,等等。所以终于能回到剧场和观众一起现场演绎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感觉?

    海因:“棒极了。我们之前一直在考虑把《来自远方》拍成电影,所以新冠疫情爆发时,一切都糟透了,因为我们的剧和整个戏剧行业遭受了重创,所有人都失业了。我们很快就开始思考如何让大家重返工作岗位,而现场录制这部剧,是让我们的乐队、演员和剧组人员回归工作的绝佳方式。把所有人集中在酒店里进行闭环管理,把他们带到剧场,再邀请观众入场,所有人都戴着口罩,这难度极大。我记得当天剧场里有观众时,时代广场发生了枪击事件,我们不得不锁上大门,让大家收好手机,告诉家人他们很安全。所以那是一段紧张、令人担忧的时期,充满了恐惧。但能让我们的大家庭重新团聚,让这些人重返工作岗位,创作出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提醒我们黑暗之后仍能迎来光明,这让我无比开心。我真的很高兴我们做到了。

    “我想它现在是全球上演次数最多的音乐剧,至少在北美是这样。”

    桑科夫:“已经有在韩国和瑞典的制作了。我们刚收到一份关于中国的合同,就在我的收件箱里。现在随便在哪都能碰到《来自远方》的演出!我在科罗拉多的时候,有人说‘你的剧在离这儿40分钟的地方上演’,他们还说‘我们想去看!’我当时就说,‘好啊,走吧!’这太不可思议了,简直疯了。”

    海因:“而最特别的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韩国看这部剧时。在日本,演员们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受到9·11事件太大的影响,但他们经历过3·11大地震和海啸,这部剧对他们来说,就是讲述他们的社区如何应对那场悲剧的故事。看到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当初来到甘德镇时一样,被这个故事打动、鼓舞,这让我们无比肯定。这意味着我们都相信同样的东西。我们都想成为好人,都想善待彼此,这是一份难以置信的礼物。

    “而现在这部剧依然能引起共鸣,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加拿大,但我们的第二故乡是纽芬兰,第三故乡是纽约。谢天谢地,我们现在有很多个家了。但拥有这样一个故事,能提醒我们两国可以携手合作,互相扶持,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

    观看百老汇卡司版《来自远方》预告片,请点击下方视频播放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77C4zUkjs

    《来自远方》官方预告片 | Apple TV 由 Apple TV 在 YouTube 发布


    现场音乐会

    9月13日周日,在纽约市,《来自远方》的前百老汇演员和全国巡演卡司将重聚,举办一场免费的一次性音乐会,纪念9·11事件25周年。《来自远方》音乐会:纪念之声,这场露天音乐会将在曼哈顿下城的佩雷尔曼表演艺术中心举行,毗邻9·11纪念园。

    观看《来自远方音乐会:纪念之声》演员排练视频,请点击下方视频播放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itP_WZQw5o

    《来自远方音乐会》排练花絮 由 CBS Sunday Morning 在 YouTube 发布

    “Come From Away”: Transforming tragedy into art, darkness into light

    2026-09-06 11:11 AM EDT / CBS News
    By David Morgan

    One of the most affecting stories to come from the terror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001 – one that instills a faith in humanity in spite of the horrifying events of that day – was about the generosity of the residents of a small Canadian town towards several thousand stranded, anxious travelers.

    In the wake of the attacks,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grounded all air traffic, forcing 38 international flights head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land at an airport in Newfoundland near the small town of Gander. The locals responded to the emergency by providing aid and comfort to seven thousand passengers and flight crew members, many desperate for news from home. The local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cts of kindness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acclaimed musical “Come From Away.”

    A scene from the original Broadway production of “Come From Away.” Matthew Murphy, “Come From Away”

    With book, music and lyrics by the husband-and-wife team of Irene Sankoff and David Hein, the show features an ensemble cast of 12 actors playing all the characters, from the “plane people” stranded on the island, to the Newfoundlanders who took them in. Sankoff and Hein conducted research while visiting Gander during the 10th-year reunion held in 2011. With a book and lyrics taken from their interviews, and a score infused with folk music, “Come From Away” bowed in New York in March 2017, and went on to win three Drama Desk Awards (including outstanding musical and outstanding book of a musical) and a Tony Award (for best director). It played on Broadway for 5 1/2 years (with a break for COVID), and has been produced around the world ever since. A live capture of the show featuring the Broadway cast is currently available on Apple TV+.

    Sankoff (a native of Ontario) and Hein (born in Saskatchewan) talked with “CBS Sunday Morning”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how, and about the impact it has had on the people of Gander.

    *

    Conception

    Irene Sankoff and David Hein in 2017 in New York City. Walter McBride/Getty Images

    Sankoff and Hein, who wer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in a residenc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September 11, 2001, said they were not aware of what was happening at Gander at the time that Manhattan was shrouded in the dust of the collapsed World Trade Center: “All of our neighbors came out and took care of us,” Hein said. “There’s a lot of musicians there, they played music, we had meals together, they checked in on us. My cousin was in the towers, but fortunately escaped, she was on the first floor. And so, we were all waiting for news together, and this community, thi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me together to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At the time, one of the residents actually said thank you to us for taking planes on that day, and we didn’t even know w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But later, when we heard the story of what happened in Gander, it resonated with us because, not only the kindness that we saw in our immediate community, but in the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that New Yorkers showed on 9/12 and the days afterwards – giving blood, being there for one another – and that the theater community did as well.”

    In interviewing the residents of Gander and the passengers, what was your initial intent, or did you not have one?

    Sankoff: “Well, we had been commissioned to write a musical for Sheridan College out in Oakville for the very new Canadian Musical Theatre Project. I remember being afraid, like, there are so many stories, this cannot be, like, the typical musical. How do we do this? I think maybe this is like a ‘Laramie Project’ sort of play.”

    Hain: “But I had grown up on Newfoundland music, and everyone we interviewed out there brought out an instrument, and brought up the music that they played growing up. Music is how the Newfoundlanders get through hard times. They have terrible winters out there, and they all come together in kitchen parties and play music and tell stories, and we knew that they had entertained everyone who had been there [on 9/11]. It was this amazing story of music and art, and also generosity.”

    Sankoff: “It was at a benefit concert to give back to the survivors of 9/11 and the family members, and so, as soon as that music started, I turned to David, and I was like, ‘Oh my God, you’re right, it is a musical.’

    “As soon as we told people this is w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y wanted to talk to us. They wanted the story told, and at that time, you know, we were doing this for a college, and they still would travel two hours on the train to come out and talk to us in person and say, like, you can’t understand how smart and generous and kind these people were, and this story deserves to be told. And that was really what fueled us: okay, these people who experienced it firsthand and are so grateful want this told. We’ve gotta do it. We’ve gotta tell it.”

    Using people’s testimony as book and lyrics is reminiscent of “A Chorus Line” and “Studs Terkel’s Working.” What were the models for you in translating the interviews with the Gander locals and the plane people into book and song?

    Hein: “We did talk about ‘Chorus Line,’ I remember when we did a lot of the direct address, and obviously the testimony, [and] Irene’s memories of seeing ‘Chorus Line’ as a kid. We obviously looked at ‘Laramie Project,’ because it was about interviewers going into a community that had, you know, dealt with a tragedy, and also finding some hope in the middle of it. ‘Into the Woods’ was a strong one. It was group storytelling, and it was a group that goes through an experience and comes out changed on the other side. ‘Once’ told us that that musical vocabulary could be on a Broadway show.

    Sankoff: “‘Peter and the Starcatcher,’ the direct address into scenes, you know, and just the theatricality of pulling things out of nothing, which is a very big Canadian thing to do. But, you know, we just didn’t know if that was a Broadway thing to do. But the other thing was, we weren’t aiming to Broadway at that point.”

    Hein: “We thought Canadian high schools would be forced to do the show as some sort of Canadian high school project.”

    Sankoff: “Well, having been in New York after 9/11, I was, like, no one’s gonna wanna see this. No American is gonna wanna see this. And I’m like, okay, well, you know, the story deserves to be told. The people who it happened to want the story told, so even if we’re just doing it for them, we’re gonna do it. Like, we have to follow through on this, and see what happens, you know? And it was kind of freeing to know that like, okay, well, we’re not aiming for Broadway. This isn’t gonna be a regular musical. We just wrote it the way that the story could best be told, and that meant the music propelling us forward into sort of montage scenes, and not having one lead character. I mean, it was a lot of fun. It’s a lovely world to live in as you’re developing it and, you know, having these voices in your head. I remember going back to Gander, like, four or five years later, and talking to Oz and Bonnie and Claude as if they were old friends, because they were in our heads for four or five years. But you know, they’d forgotten we’d ever gone out there to interview them, so it took them a minute to be like, why are you here? And these are Broadway producers? What’s happening? It was a very unique journey, I think, not like a lot of shows going to Broadway.”

    Was there consolidation of real people into single characters?

    Hein: “We often say that we were telling the story of 7,000 passengers who were on the tarmac and 9,000 locals in Newfoundland, so we were telling 16,000 stories, so to make it just coherent for people, we met a lot of women named Diane and a lot of men named Kevin, and we had to consolidate some stories together.”

    Is that why you had two Kevins?

    Hein: “There actually were two Kevins! And the firefighter’s name, Hannah’s son, is Kevin as well, and we refer to him as Kev. I think we only refer to him once by name. And some stories shared themes of faith or food or translation. There were two translation stories that we found a way to combine. But we always wanted the real people who experienced the story, the plan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saw that kindness, to say that’s actually what happened. So, when we made small changes, it was always to try to illustrate larger stories that actually happened.”

    Sankoff: “Even something as silly as, like, Captain Bristol, or the doctors cleaning the bathrooms: we were sitting with five women from Gander Academy, the teachers, and I think we were the first people to interview them, so they were completely fresh, and just, like, stream-of-consciousness talking to each other, and then they just say like, ‘Oh, remember the doctors, you know, the most educated people were cleaning the toilets,’ and just their excitement about them, and then this one teacher’s excitement about the captain. Okay, so what does that look like? Let’s have some fun with that. Captain Bass, she’s very much, that’s her story. ‘Me and the Sky’ is verbatim, pretty much.”

    Hein: “Yeah, we interviewed her for, like, four hours, and we were ready to make ‘Captain Bass: The Musical.’”

    Sankoff: “But it may happen to a different captain. So even someone like her, like, it’s all stuff that happened. Maybe happened to somebody else, and maybe happened slightly differently, but we didn’t exaggerate the kindness, the events. It was more like, okay, [Nick and Diane] kissed on a bus, not on a plane. Like, those were the liberties we took, nothing like let’s make them look nicer. If anything, we had to hold back, because we knew people wouldn’t believe it, you know?”

    The bravery of being kind

    The show is very much about first responders, though they don’t treat it as their job or their calling; the show simply depicts it as the locals’ common-sense response to an emergency. Did the plane people appreciate how uncommon that might be? And did the Gander locals?

    Hein: “No. The plane people told us how extraordinary the response was; the locals in Newfoundland told us how ordinary the response was. They said, ‘This is just what anyone would do.’ And what’s been amazing has been, time and time again,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saying, ‘This was extraordinary.’ It renews people’s faith in humanity, and reminded people that there was good in the world, and that’s what the stranded passengers saw.”

    Sankoff: “To them, it just made sense. As Claude said, you know, we could have 7,000 scared, lonely, angry, and then he said hangry people sitting on the edge of town, but instead, just by treating them with respect and humanity, we had 7,000 friends. And then eventually, when they left, it was 7,000 new family members. So, I mean, to them, it just made sense to be like, okay, come off the planes, and let’s put you in some community buildings. They got off the planes, they went through some processing by mostly volunteers of the town, they got given a juice box, they got given a sandwich, they got put on a bus, and they got put in different community buildings. And then they said, ‘Oh, you’re eight months pregnant? You’re 87 years old? You’re not comfortable. Come to my house.’ You think of it, it just made sense. And they’re still a little, like, ‘What is wrong with the rest of you, tha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The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we’ve seen before with natural disasters, like hurricanes and wildfires; the community helps out. But this has the added dimension of a traumatic event where the people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they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them,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y’re being driven to, and so forth. So that tension is really butting up against the generosity, where people want to help, and one guy is worried that they’re gonna take his wallet. That tension was very humanizing, in terms of telling their story, and that’s the bridge that had to be crossed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Hein: “I think there was so much unknown on both sides. People were getting off the planes, and they still hadn’t seen any of the images [of the attacks] by that time, after being cooped up on planes for 28 hours, and then eventually winding up in a hall with TVs set up.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cals were also just getting the news, and were being told that any of the planes might be bomb threats, and yet still people were climbing into the holds to take care of the animals, and they were welcoming these people into their homes without knowing who they were. It’s a type of bravery that we rarely see or talk about these days. It’s the bravery of being kind.”

    It’s 25 years later. Many in the audience weren’t even alive when it happened. And yet the show is still meeting success. It’s not like it only has something to speak of to the people who were there, who remember, who had experienced it at that time. How do you understand younger audiences taking away this story if they didn’t live through it themselves?

    Hein: “I think we’ve been surprised that the show resonates with young people and old alike, for people who weren’t alive at the time when 9/11 happened. We’ve seen kids come up with Captain Beverly Bass on their shirt. A young Muslim woman said that this show helped her understand why the world changed that day, and what actually happened. It helped them give context to that event. And it’s been a safe way for teachers to explain 9/11 to their classrooms by starting off by saying there were people helping. And that’s extended to – time and again, unfortunately – tragedies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are able to take this story and say, this is how you respond to a tragedy, and to always look for the helpers in the background, because there’s far more of them than there are people trying to hurt people. So, I think it’s resonated with kids, when they see dark times, and remembering that this is how we can respond.”

    I understand that the interview subjects were able to approve of their characters’ depictions. Was there anything they had objected to –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wrong, but because they wanted to be private about it?

    Hein: “We were very lucky that when we first went out to Gander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so many people were remembering the stories, and the people who wanted to tell the stories and share their stories, were the ones that came out and who we talked to. Obviously, they didn’t know this was going to be a musical, they didn’t know it was going to be a Broadway musical, and that it was going to go around the world, so I think they thought we were a bunch of kids who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And luckily, they then would come to workshops, and we would watch them from the back of the house and worry about what they thought, and time and again, they told us that the story needed to be told, and they approved it.

    “There were small details. I remember Nick and Diane telling us that they kissed on a bus instead of kissing on a plane, and we said, ‘You know, we don’t have a scene on a bus right now, so it would really be better if you could kiss on the plane.’ And they’ve, you know, accepted those small alterations. But overall, these were people that we made friends with. We got ‘screeched in’ with Nick and Diane and Beverly Bass.”

    You kissed the cod?

    Hein: “We kissed the cod! But Irene, who has a slight fish phobia, could not kiss the fish, and Claude, Mayor Elliott, who was running the ceremony, very graciously said, ‘I’ll make you a deal: you can either kiss the fish, or you can kiss me.’”

    Sankoff: “And he gave me a wink, like a very, whatever you do is gonna be fine.”

    Hein: “So, Irene kissed the mayor, and then the next day we had an interview with him, and I said, ‘Hi, I’m David, and you’ve already kissed my wife.’”

    Sankoff: “I will say that we were sensitive, though. When we were first talking to Kevin T, I remember asking him, ‘Are you okay if you’re in the story with your boyfriend, or do you want us to not include that?’ And he thought about it for a second. He was like, ‘No, no, it’s okay.’ And then with Ali, that’s actually based on five men. At least one of those men that we spoke to, you know, they didn’t want to be identified, and that’s fine. He’s seen the show, but he doesn’t come backstage, he doesn’t take part in anything else, and we just sort of keep his identity secret.”

    Hein: “We had one, strange moment where we had a character in the show who was the boyfriend of another character, and we hadn’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to them, and in the middle of doing the workshop in Seattle, one of our actors got an email saying, ‘I think you’re playing me in a musical?’ And we finally got to meet him, and fortunately, he was a musical theater fan.”

    Sankoff: “His email address was the address of Grey Gardens. And I was like, ‘Oh God, we’re in trouble! He knows musical theater, he’s gonna know this is happening!’”

    Hein: “But he was very gracious, and it was wonderful to meet him. We’ve always tried to have the real people believe in the show, but also believe that we were doing right by them, and that this was their story. And so, if ever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they didn’t like, I think they felt comfortable coming to us. But also, we were telling their story with their words, and that’s what’s important to us.”

    What was the reception to the show when it was perform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Gander?

    Sankoff: “There’s not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Just joy. At first, it was very quiet in the lines outside, because Newfoundlanders, they used to be the butt of jokes in Canada, so I think everyone was very like, How are we gonna be represented? And as soon as we got into the chorus of ‘I’m an Islander, I’m an Islander,’ people started, like, stomping their feet and clapping their hands, and oh my gosh, it was so fun. There’s an old folk song in the middle of ‘Screech In,’ where it’s a call-and-response song, but we’ve forgotten to tell the cast that.”

    Hein: “So, when the cast sings, the entire audience yelled ‘Heave Away’ back at them, and everyone burst into tears.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bringing the show back to Newfoundland the first time.

    “We were doing a benefit concert in the world’s largest walk-in refrigerator, which is their hockey rink where they stored the food at the time. And the entire town came out, and we were so worried. The actors were so worried about getting their accents right; we were so worried about sharing the stories that had been shared with us. By the end of the show, in the final song, everyone stood up. Thousands of people in Gander stood up and started cheering.”

    Sankoff: “The show wasn’t even over yet, but they were just like, we don’t even care. We couldn’t hear the actors.”

    Hein: “We were all in tears. It was the best. Everything after that is a cherry on top. There’s nothing that will be better than that night. And bringing it back now to Newfoundland means the world, because we’re not just bringing the show back, we’re bringing the world back. We’ve show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y are coming to Gander, and they are filling the hotels, and filling the restaurants, and showing them, in a million different ways, that they’re thankful for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hope that we saw the first time in 2011.”

    The Apple TV filming of the show, with the Broadway cast, was recorded just as we were coming out of the COVID lockdown – a similar trauma where, just as the passengers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we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with COVID, how long the lockdown was going to take, and so forth. So, what was it like to finally get back into the theater with people and have this story performed live?

    Hein: “It was amazing. We had been working on ‘Come From Away’ potentially as a movie, and so when COVID hit, it was mostly awful, because our show and the theater community was struck so hard, and everyone was out of work. We very quickly tried to pivot to how do we bring people back to work, and doing a live capture of the show was a wonderful way to bring our band and our cast and our crew back. It was insanely challenging to bubble everyone in a hotel, to bring them over, to bring an audience in, all masked. I remember on the day when we had the audience in the theater, there was a shooter in Times Square, and we had to lock the doors, and everyone had to get their cell phones back, and tell their families that they were safe. And so, it was a tense, worrying time, with a lot of fear. And it was so joyous to bring our family back together, to bring these people back to work, and to create some art that had something to say, that reminded us that there can be light after darkness again. I’m so glad we were able to do it.

    “It’s the most-produced show in the world now, I think, at least in North America.”

    Sankoff: “There’ve been productions in Korea and Sweden. We’re just sort of signing a contract about China that’s sitting in my inbox. You can’t shake a stick without hitting a production of ‘Come From Away’! I was in, like, Colorado, and someone was like, ‘Your show’s playing 40 minutes from here,’ and they were like, ‘We want to go!’ And I was like, ‘Alright, let’s go!’ It’s remarkable. It’s insane.”

    Hein: “And what’s extraordinary is seeing the show in Buenos Aires or Korea. In Japan, the cast told us that they weren’t affected by 9/11 very much, but they had their 3/11, which was the tsunami, and the show was about that. It was about how their community responded to that tragedy. And seeing the world say, ‘This inspires us, this moves us’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were initially moved when we came to Gander, is so affirming. It means that we all believe in the same thing. We all want to be good people and want to be good to one another, and it’s been an incredible gift.

    “And to have the show resonate now, especially – we’re here in Canada, but our second home is Newfoundland, and our third home is New York. I mean, we have many homes now, thankfully. But, to have a story that reminds us that our two countri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we’re there for one another, is another reminder that we can be better than we are right now.”

    To watch a trailer for “Come From Away,” featuring the Broadway cast, click on the video player bel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77C4zUkjs

    Come From Away — Official Trailer | Apple TV by Apple TV on YouTube

    *

    Live Concert

    On Sunday, Sept. 13 in New York City, former Broadway and national tour company members of “Come From Away” will reunite for a free, one-time-only concert event to commemorate 25 years since 9/11. “Come From Away” in Concert: Sounds of Remembrance, an open-air concert, will be performed at the Perelman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Lower Manhattan, across from the 9/11 Memorial.

    To watch rehearsal video featuring the cast of “Come From Away in Concert: Sounds of Remembrance,” click on the video player bel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itP_WZQw5o

    Rehearsal for “Come From Away in Concert” by CBS Sunday Morning on YouTube

  • 铭记9·11:罗伯特·德尼罗谈9·11后如何重振曼哈顿下城


    2026年9月6日 /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08 /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

    传奇影星罗伯特·德尼罗在曼哈顿下城生活或工作多年。“对我这种住在曼哈顿下城的人来说,上东区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说道。

    因此,在德尼罗看来,9·11袭击对他而言有着切肤之痛:“我当时正要飞往加州,在中城参加一场会议,没去机场反而折返了这里,亲眼看到北塔冒出浓烟,诸如此类的场景。接着又目睹南塔倒塌。我简直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我看向左侧的大电视,通过CNN确认了这一切。”

    “你需要通过电视来印证自己亲眼所见的画面?”我问道。
    “我亲眼看到的东西,没错!太怪异了。”

    Robert De Niro and correspondent Tracy Smith in Tribeca.  CBS News

    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周里,他亲眼目睹自己熟悉的街区沦为鬼城。“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就在这片区域上方,每天、或许每隔几小时就会有环卫洒水车喷洒湿化的防尘水,抑制扬尘。”

    事实上,曼哈顿下城的大部分区域都被附近归零地的粉尘覆盖,这种有毒粉尘随风飘散,钻进人们的家中和肺里。德尼罗用胶带封住窗户,担心粉尘有毒——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An ash-covered street near Ground Zero,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Twin Towers on September 11, 2001 in New York City. Anthony Correia/Getty Images

    但当粉尘终于开始沉降时,德尼罗和他长期的商业伙伴、制片人简·罗森塔尔开始着手寻找帮助曼哈顿下城走出废墟的办法。

    罗森塔尔表示:“作为两个年幼女儿的母亲,我感到恐惧:还会再发生这样的事吗?我满脑子都是这种念头。但同时也在想,好吧,我们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能伸出援手,能做点什么,那么总会有好事从中诞生。”

    他们此前曾聊过在翠贝卡创办电影节的想法,但9·11事件后,这个想法有了全新的紧迫性——成为帮助这座支离破碎的城市愈合创伤的途径。

    2002年5月,也就是袭击发生仅8个月后,首届翠贝卡电影节开幕,吸引了大批观众,更有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内的众多重磅名人出席。

    Former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left, shakes hands with Hugh Grant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ribeca Film Festival on the steps of City Hall, May 8, 2002, in New York. Joining them are New York Mayor Michael Bloomberg, festival co-organizer Robert De Niro, and Whoopi Goldberg. AP Photo/Mark Lennihan

    德尼罗说:“这看起来就是当时该做的正确之事。”
    罗森塔尔说:“你怎么能给邻居一个拥抱,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怎么能对所有人说‘好吧,我们需要有所期待’?”

    而对于排队参加首届电影节的15万多名观众来说,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德尼罗表示他从未有过动摇:“我当时没多想,只是觉得,我们就要这么做。”

    近25年后,一部讲述该电影节历史的新纪录片《翠贝卡25》将于9月11日(本周五)在网飞上线。

    Since 2002, the Tribeca Festival, in addition to films, has grown to feature concerts, filmmaker talks, industry panels, podcasts, virtual reality and games at venues throuhgout the city. Tribeca Festival

    德尼罗向来以在电影角色中投入饱满热情著称,而在政坛之外,他在相关议题上同样态度鲜明、情绪激昂。

    去年春天,他参与了全国性的“无君主”集会,并在纽约市的集会上对人群说道:“我们要从街头走向投票箱,因为我们都理应拥有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

    翠贝卡电影节的创办是对现实悲剧——9·11袭击——的回应,两位创始人表示,他们仍肩负着用艺术作为解药的使命,对抗他们眼中美国正在经历的真实创伤。罗森塔尔说:“我们创办这个电影节,源于一场战争行径。我们想向世界宣告:‘我们还在这里。’”

    德尼罗将电影节的创办称为“一种反抗行动”,并表示时至今日,这种反抗仍针对特朗普政府。“没错,确实如此,”他说。“我们当时就觉得,如果有人要来找我们的麻烦,或是散播那些胡说八道,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了。如今我们愈发看清这个政府有多荒唐,唐纳德·特朗普有多疯狂,他必须被赶下台。我们必须让这个国家重回正轨。仅此而已。所以无论我们能通过这个电影节做些什么来反对他,反对他所造成的一切破坏,我们都会站出来。”

    特朗普政府通常对德尼罗的批评回应称他患有“特朗普妄想综合征”。当被问及对此的看法时,德尼罗回应道:“‘特朗普妄想综合征’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他们颠倒黑白。他篡改事实、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这都是些愚蠢的废话。三岁小孩都能做到。这不过是转移注意力的手段,我们都心知肚明。但关键在于,如今在这里发表的言论必须被允许。”

    CBS News

    德尼罗不太愿意谈及自己为重振市中心所做的一切,但这座城市的变化不言自明——他表示自己从未怀疑过曼哈顿下城无法从9·11事件中复苏。“我一直坚信它会恢复原状,”他说。“它永远不可能恢复不了。就像任何事情一样,只是需要时间。”

    25年来,翠贝卡电影节为曼哈顿下城带来了数千部影片和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帮助瑞恩·库格勒、达米恩·查泽雷等导演开启了职业生涯;当然,它也帮助整座城市恢复了生机。“我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他说。“仅此而已。”

    尽管全球范围内电影节数不胜数,但他承认翠贝卡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电影节。“是的,我们当时确实需要,我想。”

    想要观看纪录片《翠贝卡25》的预告片,请点击下方视频播放器:
    https://youtu.be/-3ybhlaI2Ac

    《翠贝卡25》官方预告片 | 9月11日登陆网飞 翠贝卡频道YouTube发布

    更多信息:

    • 翠贝卡电影节(官方网站)
    • 《翠贝卡25》将于9月11日在网飞上线

    本报道由约翰·达米利奥制作。编辑:史蒂文·泰勒

    Remembering 9/11: Robert De Niro on helping revive Lower Manhattan after September 11

    September 6, 2026 / 10:08 AM EDT / CBS News

    Film legend Robert De Niro has lived or worked in Lower Manhattan for years. “You know, the East Side is another world to someone like me who’s Lower Manhattan,” he said.

    So, for De Niro, the attacks on 9/11 hit especially close to home: “I was just about to fly to California. I was at a meeting in Midtown, and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airport, I came back down here, and saw the tower, the North Tower, the smoke coming out, and so on. And then saw the South Tower fall. I couldn’t believe, I couldn’t believe it. I looked to my left where I have a big television and so confirmed it on CNN.”

    “You had to look on the TV to confirm what you were seeing?” I asked.

    “What I was seeing with my own eyes, yeah! It was weird.”

    Robert De Niro and correspondent Tracy Smith in Tribeca. CBS News

    And in the weeks that followed, he saw his old neighborhood become a ghost town. “The thing I remember most is, right up here it was with the dust that was wet down, as I say, every day, every few hours maybe, with the sanitation water trucks to keep that stuff down.”

    In fact, most of Lower Manhattan was covered in the dust from nearby Ground Zero, a poisonous plague that drifted through the air, and into people’s homes and lungs. De Niro taped up his windows, worried that the dust was toxic. Which it was.

    An ash-covered street near Ground Zero,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Twin Towers on September 11, 2001 in New York City. Anthony Correia/Getty Images

    But when the dust finally began to settle, De Niro and his longtime business partner, producer Jane Rosenthal, started to look for ways to pull Lower Manhattan out of the ashes.

    Rosenthal said, “As a mother of two little girls. I was scared: What’s going to happen again? I mean, it’s all those feelings. But it’s also like, okay, how can we help? If we can help, if we can do something, then something good will come of it.”

    They’d kicked around the notion of starting a film festival in Tribeca before, but after 9/11, it took on a new urgency as a way to help heal a shattered city.

    In May 2002, only eight months after the attacks, the very first Tribeca Film Festival opened, drawing big crowds and even bigger names, like Nelson Mandela.

    Former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left, shakes hands with Hugh Grant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ribeca Film Festival on the steps of City Hall, May 8, 2002, in New York. Joining them are New York Mayor Michael Bloomberg, festival co-organizer Robert De Niro, and Whoopi Goldberg. AP Photo/Mark Lennihan

    De Niro said, “It just seemed like the right thing to do.”

    Rosenthal said, “How do you give your neighbors a hug and say, ‘This is going to be okay?’ How do you say to everybody, ‘Okay, we need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And for the 150,000-plus people who lined up for the first festival, that’s exactly what it was.

    De Niro says he never had a doubt: “I wasn’t thinking, I was just being, We’re going to do it.”

    Nearly 25 years later, a new documentary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festival, “Tribeca 25,” premieres on Netflix this coming Friday, Sept. 11.

    Since 2002, the Tribeca Festival, in addition to films, has grown to feature concerts, filmmaker talks, industry panels, podcasts, virtual reality and games at venues throuhgout the city. Tribeca Festival

    De Niro is famous for bringing a certain level of passion to his film roles, and he’s just as fiery off-screen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s.

    He joined in the nationwide No Kings rallies last spring, and told the crowd in New York City, “We’re going from the streets to the ballot box, because we all deserve a country with no kings.”

    The Tribeca Film Festival was created as a reaction to real-world tragedy – the 9/11 attacks – and the founders say they’re still on a mission to use art as an antidote to what they see is real trauma in America. Rosenthal said, “We’re a festival that was started because of an act of war. It was to sa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re still here.’”

    De Niro called the creation of the festival “an act of defiance,” and says it continues to be one toward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ll, it is, it is,” he said. “And we felt if anyone was going to start coming at us or coming in with the nonsense, we’re going to be ready for it. And we now see more and more how insane this administration is, how insane Donald Trump is, and he has to be gotten out. And we’ve got to get back on track with this country. That’s all. So, however we can do something with this festival to oppose him and all the destruction he’s responsible for, we’re there.”

    The administration’s usual response to De Niro’s criticism is that he has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Asked to comment, De Niro replied,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is because of what he’s done. They revert it. He reverts things and inverts them and twists them around. It’s a lot of silly nonsense. A three-year-old could do it. That’s just a way to deflect, and we all know that. But the point is, things being said now here have to be allowed to be said.”

    CBS News

    De Niro’s a little less willing to talk about all he’s done to bring downtown back, but the city speaks for itself – and he says he never feared it wouldn’t recover from 9/11. “I always felt it would come back,” he said. “It could never not come back. Like anything, it could take time.”

    In 25 years, the Tribeca Festival has brought thousands of film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to Lower Manhattan; helped launch the careers of directors like Ryan Coogler and Camien Chazelle, among others; and, yes, it also helped revive a city. “I’m very proud of what we’ve done,” he said. “That’s all.”

    And while there are many film festivals in the world, he admits Tribeca needed this one. “Yeah, we did, I think.”

    To watch a trailer for the documentary “Tribeca 25,” click on the video player below:

    https://youtu.be/-3ybhlaI2Ac

    TRIBECA 25 Official Trailer | Coming to Netflix September 11 by Tribeca on YouTube

    For more info:

    • Tribeca Festival (Official site)
    • “Tribeca 25” debuts on Netflix September 11

    Story produced by John D’Amelio. Editor: Steven Tyler.

  • 新闻


    你所提供的内容是中文新闻,并非英文原文,无法按照要求进行翻译。请你提供需要翻译的英文新闻文章,以便我为你准确翻译。

    普拉博沃与佐科互动忽冷忽热 互争下届选举组队主导权

    2026年9月6日 22:45 / 联合早报 蓝云舟 雅加达特派员

    •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前总统佐科近期互动忽冷忽热,双方正为下届总统选举组队排阵争夺主导权。 – 佐科引用谚语告诫掌权者勿自满,被解读为针对普拉博沃;此前副总统吉布兰座位调整引发外界猜测。 – 分析指两人关系具交易性质且互惠互利,普拉博沃需借佐科人气,佐科方则希望延续搭档连任论述。 – 宪法法院废除议席门槛改变提名考量,加上民调下滑,普拉博沃与吉布兰能否再次搭档仍是未知数。

    上个月印度尼西亚独立日庆典上,印尼前总统佐科(左三)与长子、副总统吉布兰(右三)分坐总统普拉博沃两旁,让外界好奇普拉博沃与佐科家族在传递何种政治信号。 (路透社)

    台面上一团和气,私下却各有盘算。民调下跌的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与仍有人气的前总统佐科,近期互动时而热络、时而疏离。这看似矛盾,却是双方在为下届总统选举中的组队排阵争夺主导权。

    已卸任近两年的佐科,时不时仍出现在媒体视野。8月29日,他在一场活动上致辞时,引用爪哇谚语“Lamun siro sekti, ojo mateni”,意即即使握有权力,也不要打压他人。

    他接着指出,掌权者不应自满,因为权力和职权都是短暂的。

    虽未明言所指何人,但坊间把佐科这番话解读为指向普拉博沃。一方面,佐科告诫掌权者不应对人民无礼,似是对照了普拉博沃率性、语出惊人的作风。另一方面,时间上也发生在副总统吉布兰被“挪位降职”事件后不久。

    挪位事件是指今年7月,也是佐科长子的吉布兰在内阁会议上的座位不再按惯例坐在总统旁边,而是被挪到与其他内阁部长并列。总统府方面虽然澄清这是出于技术安排考量,但外界不免把这次突兀的调整解读为普拉博沃对佐科日前开始到各省巡访有所不悦,借贬低吉布兰的位置打脸佐科。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资深研究员雅努阿尔(Yanuar Nugroho)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佐科的发言是典型的爪哇政治话术,话中有话,“该收到的人会收到,自己又能撇干净”。

    他说:“与其说是佐科对普拉博沃的人身攻击,这更多是佐科重新显示影响力和划清界限,提醒包括普拉博沃在内的雅加达精英阶层,即使佐科家族成员的官方地位明显被更动,佐科还是有份量的。”

    就在挪位事件让外界以为普拉博沃和佐科家族关系别扭时,8月17日的印尼独立日庆典上,镜头捕捉到贵宾看台上,佐科和吉布兰分坐在普拉博沃身旁,互动看似热络。

    雅努阿尔将这解读为,在挪位一事上,普拉博沃想向各党派显示自己独坐权力中心。但在公共视野中,他仍需借助佐科家族的品牌效应,尤其是因为佐科仍有人气,在中爪哇省也有深厚的人脉。

    佐科一方则希望延续和倡导普拉博沃和吉布兰再次搭档、2029年寻求连任的论述,官方地位被降低也得委身求全。

    雅努阿尔说:“这是一段经谨慎管理、具交易性质、现阶段互惠互利的议价关系。既不是关系不睦,也不是真正和睦。”

    普拉博沃和吉布兰2024年搭档参选,被形容为“权宜联手”,普拉博沃与佐科相互利用。不过,随着印尼宪法法院裁定废除政党推举总统候选人时的议席门槛,政党可更自由地推举人选,各方在支持人选时的考量已和2024年不一样。加上吉布兰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只在单位数区间,远远落后其他政治人物,能否受邀组队参选仍是未知数。

    雅努阿尔说:“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能否走到2029年,决定性因素不只是谁的表现更好,更多是取决于各方到了接近提名时还握有多少议价能力。”

    普拉博沃政府上任初期,在民调中的支持率高达八成,但近期民调显示,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已跌至五六成;普拉博沃在一份民调中的人气甚至低于同党的西爪哇省省长德迪。

    雅努阿尔说,尽管如此,普拉博沃在近期民调中仍大幅领跑其他政治人物,加上他是大印尼运动党党魁,获提名连任十拿九稳。“真正要关注的是,他能获得多少支持,以及竞选搭档得更强。”

  • 马来西亚烟霾好转 唯砂拉越仍严重710所学校停课五天


    2026年9月6日 22:47 / 联合早报

    砂拉越星期天(9月6日)继续是全马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首府古晋的空污指数一度达到199点,直逼200点非常不健康水平。 (马新社)

    (吉隆坡综合讯)马来西亚烟霾情况明显好转,全国截至星期天(9月6日)已没有空污指数超过300点危险水平的地区。

    砂拉越仍是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两个非常不健康水平地区都在当地。当局将继续人工造雨和派发口罩,协助民众应对烟霾。

    据马国环境局截至星期天晚间9时的数据,砂拉越空污指数最高的两个地区是斯里阿曼(207点)与三马拉汉(203点),都属“非常不健康”水平。

    空污指数“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全国有28个,当中指数最高的八个区都集中在砂拉越,其中以西连警区总部的188点最高。中马雪兰莪、吉隆坡、布城与森美兰也有八个区属于不健康水平,以森州汝来167点最高。

    仍然严重的烟霾,继续影响砂拉越学校。砂拉越教育局长奥玛马利星期六(5日)发文告说,受影响的14个县教育局辖下共710所中小学,星期一(7日)起关闭五天至星期五(11日)。所有学生一律在家学习。

    此前,砂拉越出现烟霾时,当局在特定地区关闭一些学校。当局这回采取最大规模的停课行动,受影响学生有23万8303人。

    森美兰教育局则在星期天晚间宣布,州内所有学校暂停教室外活动。雪兰莪州政府则宣布,空污指数一旦突破200点,州内各级学校须停课。

    据规定,空污指数超过100点,所有教室外活动必须停止。若超过200点,学校、幼儿园及托儿所须立即关闭。

    副首相及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主席阿末扎希星期天告诉记者,古晋与斯里阿曼等地的空污指数仍然居高,但人工造雨已明显改善当地烟霾情况。

    马来西亚烟霾好转 唯砂拉越仍严重710所学校停课五天

    2026年9月6日 22:47 / 联合早报

    砂拉越星期天(9月6日)继续是全马空气污染最严的地区。首府古晋的空污指数一度达到199点,直逼200点非常不健康水平。 (马新社)

    (吉隆坡综合讯)马来西亚烟霾情况明显好转,全国截至星期天(9月6日)已没有空污指数超过300点危险水平的地区。

    砂拉越仍是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两个非常不健康水平地区都在当地。当局将继续人工造雨和派发口罩,协助民众应对烟霾。

    据马国环境局截至星期天晚间9时的数据,砂拉越空污指数最高的两个地区是斯里阿曼(207点)与三马拉汉(203点),都属“非常不健康”水平。

    空污指数“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全国有28个,当中指数最高的八个区都集中在砂拉越,其中以西连警区总部的188点最高。中马雪兰莪、吉隆坡、布城与森美兰也有八个区属于不健康水平,以森州汝来167点最高。

    仍然严重的烟霾,继续影响砂拉越学校。砂拉越教育局长奥玛马利星期六(5日)发文告说,受影响的14个县教育局辖下共710所中小学,星期一(7日)起关闭五天至星期五(11日)。所有学生一律在家学习。

    此前,砂拉越出现烟霾时,当局在特定地区关闭一些学校。当局这回采取最大规模的停课行动,受影响学生有23万8303人。

    森美兰教育局则在星期天晚间宣布,州内所有学校暂停教室外活动。雪兰莪州政府则宣布,空污指数一旦突破200点,州内各级学校须停课。

    据规定,空污指数超过100点,所有教室外活动必须停止。若超过200点,学校、幼儿园及托儿所须立即关闭。

    副首相及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主席阿末扎希星期天告诉记者,古晋与斯里阿曼等地的空污指数仍然居高,但人工造雨已明显改善当地烟霾情况。

  • 铭记9·11:甘德在危机时刻提供了安全庇护所


    作者:康纳·奈顿
    2026年9月6日 /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19 /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

    加拿大小镇甘德地处偏远,位于纽芬兰岛,常住人口约1.2万。2001年9月11日时,这里的居民人数更少,而甘德地处美国东北端的绝佳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迫降航班的理想停靠点。

    “清晨离开欧洲后,飞至大西洋中途时,最近的机场就是甘德,”2001年9·11事件时任甘德市长的克劳德·埃利奥特说道。当日结束时,共有38架飞机降落在甘德机场,而当地完全没有应对此类情况的应急预案。“完全没有,”埃利奥特说,“每个市镇都有应急计划,但计划里没有任何条款告诉你,如何安置7000名临时到访4到5天的人。”


    Rogers TV
    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国空域关闭后,共有38架国际航班迫降在甘德国际机场。

    在确认飞机短期内无法起飞后,甘德必须紧急应对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临时访客。埃利奥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呼吁居民提供物资。教堂和学校被改为收容所,就连当地的冰球场也派上了用场。“我们运来了数卡车食物,都放在社区中心的冰面上,把那里当成冰箱来冷藏食物,”埃利奥特说。


    甘德的学校、教堂和私人住宅为7000名滞留乘客和机组人员提供了庇护所。

    当地居民称这些新到来的人为“飞机来客”。求助请求如潮水般涌来。埃利奥特表示:“一个社区最大的财富就是居民,而我们的居民都站了出来。每个人都伸出了援手。”

    贝娅拉·库珀是众多志愿者之一,她是甘德的本地居民。她告诉记者:“我当时就说,‘感谢上帝他们来这里,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得到妥善照顾。’”

    库珀在甘德的皇家加拿大军团做志愿者,这里安置了来自爱尔兰航空一班航班的67名乘客。她为大家送去三明治,接送滞留乘客到镇上各处的付费电话,甚至邀请部分乘客到自己家中住宿和洗澡。

    库珀表示,帮助他人让自己受益匪浅:“我的天,知道自己在帮别人,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拍了拍胸口)。这本来就是我一贯的行事准则。”

    库珀正是音乐剧《来自远方》角色的原型人物之一,该剧于2017年在百老汇首演。该剧讲述了甘德民众团结互助的故事,埃利奥特最初还不认为这样的故事能改编成音乐剧。

    “我得坦白,我以前从没看过音乐剧,”他说,“但我当时一直在想,怎么能用三明治、汤、毯子、箱子和枕头来编一出音乐剧?”

    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故事却引发了巨大共鸣。《来自远方》斩获了托尼奖,在全球巡演,还造就了至少一位新的音乐剧爱好者:埃利奥特市长。他表示自己已经看过该剧139次:“我在六个国家看过这部剧: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伦敦、西班牙马德里,还有新西兰。”

    而最近,这部剧回到了故乡甘德。今年夏天,当地艺术中心上演了专业版的《来自远方》。出生在几小时车程外圣约翰斯的演员彼得·哈利在甘德版演出中饰演克劳德市长。“这是唯一一支由纽芬兰本地人饰演纽芬兰角色的剧组,”他说,“所以该剧的真实感十足,在本地也能真切感受到。”


    CBS News
    《来自远方》甘德版演出场景,地点在纽芬兰甘德的约瑟夫·R·斯莫尔伍德艺术文化中心。

    该剧的剧名《来自远方》源自对到访纽芬兰的人的称呼。“你只是来看看我们,体验这个省,而你来自远方,”哈利说,“你就是‘从远方来的人’,所以‘CFA’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一句俚语。”

    如今,得益于这部剧的全球知名度,甘德迎来了越来越多的“远方来客”。当地航空博物馆设有专门展区,展示9·11事件后的那段日子,其中还包括滞留乘客写下的感谢信。世贸双子塔的金属残骸也被送到了甘德。皇家加拿大军团定期为游客举办“ screech-in”仪式——这一传统也在剧中有所体现,游客只需喝下一口烈性朗姆酒并亲吻一条鳕鱼,就能成为荣誉纽芬兰人。

    贝娅拉·库珀通常都会到场帮忙。她仍在适应自己的名人身份。“大家都只想说,‘我要抱抱贝娅拉,我要抱抱贝娅拉’,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库珀笑着说,“我当时就想,‘淡定一点,我只是个普通人啊!’”

    但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正是甘德的故事能够引发共鸣的原因。《来自远方》自称是一部“9·12音乐剧”,聚焦事件次日发生的善举。

    “你要像希望别人对你说话那样和别人交流,像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那样对待他人,”库珀说,“如果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只要你有能力,就一定要伸出援手。”

    https://youtu.be/Af77C4zUkjs

    Remembering 9/11: When Gander provided safe haven in a time of crisis

    By Conor Knighton

    September 6, 2026 / 10:19 AM EDT / CBS News

    The small Canadian town of Gander isn’t near much. Located on the island of Newfoundland, Gander is home to around 12,000 residents. Even fewer people lived here on September 11, 2001, when Gander’s far northeast positioning made it an ideal landing spot for grounded flights.

    “Once you leave Europe in the morning, once you get halfways across, the nearest airport is Gander,” said Claude Elliott, who was mayor of Gander on 9/11. By the end of that day, 38 planes had landed at Gander’s airport, something for which there was no contingency plan. “None,” Elliott said. “We have an emergency plan, every municipality has it. But there’s nothing in that plan to tell you what to do with 7,000 people if they decide to drop in for four or five days.”

    Thirty-eight international flights were grounded at Gand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the morning of Sept. 11, 2001, when U.S. airspace was shut down. Rogers TV

    Once it was clear that the planes wouldn’t be taking off anytime soon, Gander had to scramble to figure out what to do with its influx of temporary visito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Elliott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Calls went out for supplies. Churches and schools became shelters. Even the local hockey rink was put to use. “We got truckloads of food and we put it all in the community center on the ice surface, and we used it as a refrigerator to keep the food cool,” Elliott said.

    Shelter was given to 7,000 stranded passengers and crew members in schools, churches, and private homes in Gander.

    Locals referred to the new arrivals as the “plane people.” Offers to help poured in. Elliott said, “The greatest asset that your community has is its people. And we had our people. Everybody came out.”

    One of those volunteers was Gander resident Beulah Cooper. She told us, “I said, ‘Thank God they’re coming here, ’cause I know they will be looked after.”

    Cooper volunteers at the Royal Canadian Legion in Gander, which housed 67 people from an Aer Lingus flight. She brought sandwiches, shuttled stranded passengers to pay phones around town, and even invited some to sleep and shower at her home.

    Cooper said it was helpful to her to be helpful: “Oh, my gosh, it does so good in here [tapping her chest] to know that you’re doing something to help somebody. And that’s what I’m all about anyway.”

    Cooper is one of the people who provided the inspiration for characters in the musical “Come From Away,” which premiered on Broadway in 2017. It tells the story of how Gander rallied together to help – which former Mayor Elliott didn’t initially think was going to make for much for a story.

    “I had to confess I had never seen a musical,” he said. “But in my mind I’m trying to visualize, how are you gonna make a musical out of sandwiches, soup, blankets, boxes, pillows?”

    But the seemingly small story resonated in a big way. “Come From Away” won a Tony Award, toured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created at least one new musical theater buff: Mayor Elliott, who says he has seen the show 139 times: “I’ve seen it in six countries: Canada,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London, Madrid, Spain, and New Zealand.”

    And, most recently, right here in Gander. “Come From Away” has come home, with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staged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at the local arts center. Actor Peter Halley, born just a few hours away, in St. John’s, plays Mayor Claude in the Gander production. “It’s the only cast where Newfoundland characters are played by Newfoundlanders,” he said. “So, that authenticity of the show is really there, and felt here.”

    Scenes from a production of “Come From Away,” performed at the Joseph R. Smallwood Arts and Culture Centre in Gander, Newfoundland. CBS News

    The play’s title, “Come From Away,” is a reference to people who visit Newfoundland. “You’re just coming to see us and to experience the province, and you are from away,” said Halley. “And you’ve come from away. So, ‘CFA’ is just an expression that I think I’ve known forever.”

    And now, thanks to the show’s global popularity, Gander sees a lot more CFAs. The aviation museum has an exhibit that highlights those days after 9/11, featuring thank-you notes written by grateful passengers. Metal beams from the Twin Towers were sent to Gander. The Legion regularly hosts “screech-ins” for tourists, a tradition portrayed in the musical, in which visitors can become honorary Newfoundlanders by taking a shot of strong rum and kissing a cod fish.

    Beulah Cooper is usually on hand to help out. She’s still getting used to her celebrity status. “All they want, ‘I gotta hug Beulah. I gotta hug Beulah,’ and the tears running down their face,” Cooper laughed. “And I thought, ‘Take it easy. It’s only me!’”

    But ordinary people stepping up in times of crisis is exactly why the story of what happened in Gander resonates. “Come From Away” considers itself a “9/12 musical.” It focuses on the acts of kindness that happened the next day.

    “You talk to people like you like to be spoken to, and you treat people like you like to be treated,” Cooper said. “And if you see somebody that needs help, if you can help them, you better do that.”

    https://youtu.be/Af77C4zUkjs

  • 马国首次成功野放闯入甘榜的马来亚虎


    2026年9月6日 22:59 / 联合早报

    西马半岛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星期六(9月5日)将这只今年7月捕获的雌性马来亚虎“卓勇”,带到肯逸湖附近的登嘉楼国家公园原始森林放生。 (马新社)

    马来西亚半岛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星期六(9月5日)将之前捕获的马来亚虎,野放到肯逸湖附近的登嘉楼国家公园原始森林。这是当局首次捕获闯入甘榜的老虎并成功野放的案例。

    据《光华日报》报道,当局今年7月22日在霹雳和丰的甘榜卓(Kampung Choh)附近,捕获一只7岁的雌性马来亚虎并命名“勇卓”(Yong Choh)。

    半岛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人员随即将勇卓送往霹雳宋溪国家野生动物拯救中心接受治疗。当局对勇卓进行兽医检查、血液检测及疾病筛查后,确认勇卓健康状况良好,适合重返野外。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亚瑟古律星期六在登嘉楼国家公园主持野放仪式时说:“这是当局首次将在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中获救的马来亚虎,通过科学及规划重新放归自然栖息地。”

    亚瑟古律说:“这项计划是为了加强野生动物保育工作,并协助缓和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

    据介绍,半岛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希望恢复野生动物在自然栖息地的数量、提升被放归动物的基因多样性,并支持濒危物种的长期保育工作。

    除了马来亚虎,当局计划捕获及野放的野生动物,还包括黑豹、马鹿、赤麂、穿山甲、椰子狸、小鼷鹿及大鼷鹿。

    当局也成功将一些曾受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影响的大象放归野外。

    马国首次成功野放闯入甘榜的马来亚虎

    2026年9月6日 22:59 / 联合早报

    西马半岛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星期六(9月5日)将这只今年7月捕获的雌性马来亚虎“卓勇”,带到肯逸湖附近的登嘉楼国家公园原始森林放生。 (马新社)

    马来西亚半岛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星期六(9月5日)将之前捕获的马来亚虎,野放到肯逸湖附近的登嘉楼国家公园原始森林。这是当局首次捕获闯入甘榜的老虎并成功野放的案例。

    据《光华日报》报道,当局今年7月22日在霹雳和丰的甘榜卓(Kampung Choh)附近,捕获一只7岁的雌性马来亚虎并命名“勇卓”(Yong Choh)。

    半岛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人员随即将勇卓送往霹雳宋溪国家野生动物拯救中心接受治疗。当局对勇卓进行兽医检查、血液检测及疾病筛查后,确认勇卓健康状况良好,适合重返野外。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亚瑟古律星期六在登嘉楼国家公园主持野放仪式时说:“这是当局首次有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中获救的马来亚虎,通过科学及规划重新放归自然栖息地。”

    亚瑟古律说:“这项计划是为了加强野生动物保育工作,并协助缓和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

    据介绍,半岛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希望恢复野生动物在自然栖息地的数量、提升被放归动物的基因多样性,并支持濒危物种的长期保育工作。

    除了马来亚虎,当局计划捕获及野放的野生动物,还包括黑豹、马鹿、赤麂、穿山甲、椰子狸、小鼷鹿及大鼷鹿。

    当局也成功将一些曾受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影响的大象放归野外。

  • 网红教师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 中国再掀“英语降权”之争


    2026年9月6日 23:08 / 联合早报

    • 辽宁调整中考科目后,网红教师汤家凤呼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称崇洋媚外历史该结束,引发舆论争议。
    • 胡锡进批评汤家凤偏激狭隘,指将英语问题高度爱国主义化只会导致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议和混乱。
    • 网民观点分化,支持者认为职场用英语少且AI可替代,反对者强调弱化英语教育或削弱国家竞争力。
    • 学者熊丙奇指出单降分值难解教育问题,应聚焦改革应试模式,学科存废之争对改革并无实际意义。

    中国网红教师汤家凤在社媒平台“今日头条”呼吁当局取消英语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 (互联网)

    中国辽宁省近日宣布历史等科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后,网红教师汤家凤呼吁当局反而应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并称“崇洋媚外的历史该结束了”,再次掀起围绕“英语降权”的争议。

    汤家凤是南京大学数学博士,长期从事考研数学教学。此次争议的缘起,是他对部分地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中考)改革的担忧。

    上月28日,辽宁省教育厅宣布,为优化考试评价并减轻学生负担,今年秋季学期起将历史、地理和生物学这三个科目由考试改为考查科目,不计入中考总分。

    汤家凤上星期四(9月3日)在社媒平台“今日头条”写道,看到一些地方已不把历史计入中考分数,在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感觉“心里好沉重”。

    汤家凤隔天进一步指出,真正应减负的是英语教学。他写道,“我公开呼吁取消英语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从小学开始,初中、高中、大学,我们的孩子、家长、学校把多少资源、多少时间放在绝大多数人工作之后八竿子打不着的课程上”,并称“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历史该结束了”。

    目前,英语与语文和数学一样,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必修课。在高考中,三科权重相当,分值均为150分。

    “汤家凤呼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上星期六(5日)登上微博热搜榜首,带动“要不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等多个话题,当中不乏反对和质疑声。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发文狠批汤家凤是“蠢货”,并指将学习英语斥为“崇洋媚外”的其实仅是偏激、狭隘的一群人。

    胡锡进认为,英语的地位是西方几百年来引领现代化的结果,而随着中国崛起,以中文为描述工具的发明创造正不断增加,科技和经济大盘也朝中文倾斜;但“那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将这个问题高度‘爱国主义化’,只会欲速不达,导致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议和混乱”。

    网民的看法则呈现分化。支持降低英语权重的人认为,多数人步入职场后使用英语的机会有限,人工智能(AI)翻译技术也足以满足交流需求。反对一方则强调,英语仍是中国接轨前沿科研领域的重要工具,弱化英语教育可能削弱国家竞争力。

    近年来,呼吁降低英语主科地位的声音不时浮现。今年中国两会(全国人大、政协年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建议将高考英语分值从150分降至100分。

    中国教育学者熊丙奇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呼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的声音一直存在,核心理由是学生投入学习外语的时间太长,“投入产出比”不高;近年来又叠加至少两个因素:一是AI发展让一些人认为学习外语已不那么重要,二是网络舆论更多地将学英语和崇洋媚外联系起来,加剧对立情绪。

    但在熊丙奇看来,单是降低英语分值并不能解决教育体系面对的问题。“科目减少了,(就会有人说)科目不被重视,那就会再增加;增加后,家长又说负担重,于是又减少……取消几年后又回来,是必然结果。”

    他认为,真正待解的问题,是中高考的总分录取模式和单一评价体系所造成的“唯分数、唯升学”倾向;当前应聚焦的是应试教育模式怎么改,学科的存废之争反而对改革没意义。

    中国科技媒体“快科技”报道则分析,这场争议折射公众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反思,未来教育改革大概率不会走一刀切取消英语主科的极端路线,更可能分层分类,允许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选择适配的英语学习强度。

    网红教师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 中国再掀“英语降权”之争

    2026年9月6日 23:08 / 联合早报

    • 辽宁调整中考科目后,网红教师汤家凤呼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称崇洋媚外历史该结束,引发舆论争议。 – 胡锡进批评汤家凤偏激狭隘,指将英语问题高度爱国主义化只会导致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议和混乱。 – 网民观点分化,支持者认为职场用英语少且AI可替代,反对者强调弱化英语教育或削弱国家竞争力。 – 学者熊丙奇指出单降分值难解教育问题,应聚焦改革应试模式,学科存废之争对改革并无实际意义。

    中国网红教师汤家凤在社媒平台“今日头条”呼吁当局取消英语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 (互联网)

    中国辽宁省近日宣布历史等科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后,网红教师汤家凤呼吁当局反而应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并称“崇洋媚外的历史该结束了”,再次掀起围绕“英语降权”的争议。

    汤家凤是南京大学数学博士,长期从事考研数学教学。此次争议的缘起,是他对部分地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中考)改革的担忧。

    上月28日,辽宁省教育厅宣布,为优化考试评价并减轻学生负担,今年秋季学期起将历史、地理和生物学这三个科目由考试改为考查科目,不计入中考总分。

    汤家凤上星期四(9月3日)在社媒平台“今日头条”写道,看到一些地方已不把历史计入中考分数,在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感觉“心里好沉重”。

    汤家凤隔天进一步指出,真正应减负的是英语教学。他写道,“我公开呼吁取消英语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从小学开始,初中、高中、大学,我们的孩子、家长、学校把多少资源、多少时间放在绝大多数人工作之后八竿子打不着的课程上”,并称“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历史该结束了”。

    目前,英语与语文和数学一样,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必修课。在高考中,三科权重相当,分值均为150分。

    “汤家凤呼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上星期六(5日)登上微博热搜榜首,带动“要不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等多个话题,当中不乏反对和质疑声。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发文狠批汤家凤是“蠢货”,并指将学习英语斥为“崇洋媚外”的其实仅是偏激、狭隘的一群人。

    胡锡进认为,英语的地位是西方几百年来引领现代化的结果,而随着中国崛起,以中文为描述工具的发明创造正不断增加,科技和经济大盘也朝中文倾斜;但“那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将这个问题高度‘爱国主义化’,只会欲速不达,导致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议和混乱”。

    网民的看法则呈现分化。支持降低英语权重的人认为,多数人步入职场后使用英语的机会有限,人工智能(AI)翻译技术也足以满足交流需求。反对一方则强调,英语仍是中国接轨前沿科研领域的重要工具,弱化英语教育可能削弱国家竞争力。

    近年来,呼吁降低英语主科地位的声音不时浮现。今年中国两会(全国人大、政协年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建议将高考英语分值从150分降至100分。

    中国教育学者熊丙奇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呼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的声音一直存在,核心理由是学生投入学习外语的时间太长,“投入产出比”不高;近年来又叠加至少两个因素:一是AI发展让一些人认为学习外语已不那么重要,二是网络舆论更多地将学英语和崇洋媚外联系起来,加剧对立情绪。

    但在熊丙奇看来,单是降低英语分值并不能解决教育体系面对的问题。“科目减少了,(就会有人说)科目不被重视,那就会再增加;增加后,家长又说负担重,于是又减少……取消几年后又回来,是必然结果。”

    他认为,真正待解的问题,是中高考的总分录取模式和单一评价体系所造成的“唯分数、唯升学”倾向;当前应聚焦的是应试教育模式怎么改,学科的存废之争反而对改革没意义。

    中国科技媒体“快科技”报道则分析,这场争议折射公众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反思,未来教育改革大概率不会走一刀切取消英语主科的极端路线,更可能分层分类,允许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选择适配的英语学习强度。

  • 什么是产后精神病?


    2026年9月6日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32 /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

    十年前,梅根·克利菲尔还是纽约市一名在职母亲。2015年12月,在生下第二个女儿八个月后,她重返工作岗位:“我承担了大量工作压力,感觉不太像自己,但表面上看,我运转得还算正常,”她说道。“直到2015年12月4日周五,我的人生彻底天翻地覆。”

    她说,就在那天,她开始认为自己被“监视”了。“从那一刻起,我彻底陷入了一个完全妄想、令人恐惧的现实,我觉得整个城市都在针对我,”她说道。

    梅根·克利菲尔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被诊断为产后精神病。 家庭照片

    随后,她开始出现幻觉。“电视画面开始变化,出现了我一名男性亲属的脸,然后他说,‘如果她以为自己能活着摆脱这一切,那她就大错特错了,’”克利菲尔说道。

    正如她的丈夫科林回忆的那样,第二天早上,梅根的危机席卷了整个家庭:“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和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互动,”他说道。“尤其是在我们公寓里那紧张的12个小时里,她的行为是我前所未见的……这变成了一场类似史诗级的斗争,你知道吗,她试图‘营救’我们的女儿们(她们正开心地在卧室里玩耍),而我不得不背靠着卧室门,试图阻止梅根进来。然后,她突然转身冲向公寓大门,因为她威胁要爬到楼顶。最后,你知道的,她的出拳力道像泰森一样猛,挥拳打了过来,还真的击中了我两次。”

    科林拨打了911,梅根随后在贝尔维尤医院住院两周,期间医生为她开了锂盐药物。直到两个月后,她才得知诊断结果:产后精神病,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

    维尔勒·贝林克医生是西奈山医学院妇女健康部门主任、精神病学家,她研究产后精神病已有20年。她表示,人们不应将其与产后抑郁症混为一谈。贝林克称产后精神病是一种“精神急症”,症状可能极为极端:“躁狂、思维奔逸、精神病性症状、脱离现实,或是伴有精神病性特征的抑郁症,情绪极度低落以至于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或是这些症状的混合。这些症状会在分娩后的几个月内出现。”

    当被问及患有产后精神病的母亲伤害自己或婴儿的案例有多普遍时,贝林克回答道:“不幸的是,自杀是主要的死亡原因。杀婴行为极为罕见。”

    产后精神病曾是莉ndsday·克兰西案件审判的核心焦点,该案曾引发全美关注。辩方和控方均未否认克兰西在2023年1月杀害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因杀害三名子女而受审的莉ndsday·克兰西案最终以审判无效告终。她此前已被诊断为产后精神病。格雷格·德尔/《爱国者Ledger报》/ pooled photo

    庭审期间,检察官詹妮弗·斯普雷格辩称:“问题在于,[克兰西]杀害科拉、道森和卡伦时,是否知道是非对错,是否能够按照法律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克兰西的律师凯文·雷丁顿辩称,她未被确诊的精神病使她在法律上处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这名女性在前往地下室时正处于精神病发作状态。她没有作案动机。她爱自己的孩子。”

    经过七天的商议,陪审团未能达成裁决,最终导致审判无效。

    据克利夫兰诊所的数据,这种作为审判核心的病症被认为是罕见的,美国每年每1000例分娩中约有1至2名女性患病,每年可能影响多达9000名母亲。

    贝林克说:“这种病已经被认识数千年了。古希腊人就有相关描述,在所有文化、所有时代都有记载。”

    然而,贝林克表示,目前美国研究这种疾病的研究团队不到10个。“我们目前不知道如何预防它,因为没有相关研究,也没有资金支持,”她说。“但如果能做出诊断,我们就能治疗它。在我们的研究中,98%的患者在几周内就有了明显好转。”

    产后精神病目前尚无单一明确的病因。症状可能在数天或数小时内发生剧烈变化,母亲可能会间歇性地表现出功能正常——这可能会让她们的家人和临床医生感到困惑。

    詹妮弗·佩恩医生是生殖精神病学家,也是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研究副主任,她说:“产后精神病的表现极为罕见,许多精神病医生从未见过此类病例。”

    佩恩希望莉ndsday·克兰西的悲剧案件能让公众和法律系统更多地了解产后精神病。她指出,自安德烈亚·耶茨因患有精神病杀害五个孩子并受审以来的近25年里,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然而,佩恩说:“我认为法律系统尚未进步到能够妥善处理产后精神病案件的程度。孕产妇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诊断仍然背负着惊人的污名。”

    佩恩表示,她希望看到,“当明确患者患有产后精神病,并因该疾病的妄想症状实施行为时,这类案件不应进入谋杀审判,而应转而纳入精神健康治疗流程。”

    康复三年后,梅根·克利菲尔和丈夫科林决定生育第三个孩子。“未服用药物的情况下,复发风险是三分之一,”梅根说。“我其实不想服药,因为我觉得自己和我们的生活已经付出了太多努力。我丈夫说,‘绝对不行’。所以,我在产后住院期间就开始预防性服用锂盐,一直持续了一年。说实话,第三次怀孕的结果比前两次还要好。第三次怀孕时,我感受到的喜悦要多得多。”

    他们的儿子现在已经六岁了。随着莉ndsday·克兰西审判引发的广泛关注,克利菲尔觉得她需要分享自己的故事。“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疾病,”她说。“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你可以康复。它是一头猛兽,治愈起来很困难,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但请抽出时间来应对,因为这是一种非常真实、极具破坏性的疾病。”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处于情绪困扰或自杀危机中,可以拨打或发送短信988联系988自杀与危机生命线。您也可以在此处与988自杀与危机生命线在线聊天。

    如需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护理资源和支持信息,可以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拨打全国精神疾病联盟(NAMI)求助热线1-800-950-NAMI (6264),或发送邮件至info@nami.org。

    What is postpartum psychosis?

    September 6, 2026 9:32 AM EDT / CBS News

    Ten years ago, Meghan Cliffel was a working mother in New York City. In December 2015, she was back at work, eight months after giving birth to her second girl: “I had taken on a lot of work stress, and not quite feeling like myself, but outwardly, I was functioning well,” she said. “And it wasn’t until Friday, December 4th of 2015, when things just dramatically changed for me.”

    On that day, Cliffel says she began to believe she was being “surveilled.” “And from that moment on, I am just lost in a totally deluded, terrifying reality, where I believe the entire city is out to get me,” she said.

    Meghan Cliffel was diagnosed with postpartum psychosis following the birth of her second child. Family Photo

    Then, she started to hallucinate. “The TV starts to change, and it’s the face of a male relative of mine, and then he says, ‘If she thinks she’s getting out of this alive, she’s got another thing coming,’” Cliffel said.

    As her husband, Colin, remembers, the next morning Meghan’s crisis engulfed the whole family: “I felt like I was interacting with a wholly different person,” he said. “Her behavior in those, like, acute 12 hours in particular in our apartment was unlike anything I’d ever seen before. … It just became this sort of epic battle where, you know, she is trying to quote/unquote rescue our girls (who are happily in our bedroom playing), and I literally have to have my back up against our bedroom door to try to keep Meghan out. And then, just like that she turns around and is trying to get to our apartment door, ’cause she’s threatening to go to the roof. And eventually, you know, I’d say she punches like Mike Tyson, and came out swinging and, you know, clocked me twice.”

    Colin called 911, and Meghan spent the next two weeks in Bellevue Hospital, where she was prescribed Lithium. It wasn’t until two months later that she learned the diagnosis: postpartum psychosis, a severe mental illness.

    Dr. Veerle Bergink, a psychiatrist and director for women’s health at Mr. Sinai’s School for Medicine, has been studying postpartum psychosis for 20 years. She says it should not be misunderstood as postpartum depression. Bergink calls postpartum psychosis a “psychiatric emergency,” with symptoms that can be extreme: “Mania, racing thoughts, psychosis, losing reality, or depression with psychotic features, being so low that you think everything is your fault, or a mixture of these. And these symptoms occur within a few months after delivery.”

    Asked how common are cases where a mother with postpartum psychosis harms herself or her baby, Bergink replied, “Unfortunately, suicide is a major cause of mortality. Infanticide is extremely rare.”

    Postpartum psychosis was at the center of the trial of Lindsay Clancy, which has riveted the country. Neither the defense nor the prosecution disputed that Clancy had killed her three children in January 2023.

    The prosecution of Lindsey Clancy for killing her three children ended in a mistrial. She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postpartum psychosis. Greg Derr/The Patriot Ledger/Pool

    During the trial, prosecutor Jennifer Sprague argued, “The issue is whether, at the time [Clancy] killed Cora, Dawson and Callan, she kne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nd whether she could conform her behavior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But Clancy’s lawyer, Kevin Reddington, argued that her undiagnosed psychosis rendered her legally insane: “This is a woman who was suffering from psychosis at the time that she went down to that basement. She had no motive. She loved her children.”

    After deliberating for seven days, the jury could not reach a verdict, resulting in a mistrial.

    The condition at the center of the trial is considered rare, afflicting an estimated 1 to 2 women per 1,000 births a year in the U.S., potentially affecting up to 9,000 mothers annually, according to the Cleveland Clinic.

    Bergink said, “It has been know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 has been described, you know, by the ancient Greek, in all cultures, in all times.”

    Yet, Bergink says there are currently fewer than 10 research groups in the U.S. studying the illness. “We don’t know how to prevent it yet, because there is no research, there is no funding,” she said. “But then, if you make the diagnosis, we can treat it. Ninety-eight percent in our studies really got better within weeks.”

    Postpartum psychosis has no single known cause. Symptoms can shift dramatically over days or hours, and mothers may intermittently appear functional – which can confuse their family and clinicians.

    Dr. Jennifer Payne, a reproductive psychiatrist and vice chair of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Medicine, said, “Postpartum psychosis is a much rarer presentation, and many psychiatrists have never seen a case.”

    Payne hopes the tragic case of Lindsay Clancy will educate the public and the legal system about postpartum psychosis. She notes there has been some change in the nearly 25 years since Andrea Yates was tried for the murder of her five children while suffering from psychosis.

    However, Payne said, “I don’t think the legal system has progressed to handle postpartum psychosis cases well. I think that there continues to be an amazing amount of stigma surrounding maternal mental health and psychiatric diagnosis.”

    Payne said she would like to see, “when it is clear that a patient has had postpartum psychosis and acted on delusions as part of that illness, that that particular case should not progress to a murder trial, and should instead be relegated to a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journey.”

    Three years after her recovery, Meghan Cliffel and husband Colin decided to have a third child. “The risk of recurrence was one-in-three unmedicated,” Meghan said. “I actually didn’t want to take medication, ’cause I felt like I’d done so much work on myself and our life. My husband was, ‘Hard no.’ So, I took Lithium prophylactically immediately after birth in the hospital until a year after. And then, honestly, it turned out more beautifully than after my first two. I had, like, so much more joy the third time around.”

    Their son is now six years old. And with all the attention surrounding the trial of Lindsay Clancy, Cliffel felt she needed to share her story. “It’s a real illness,” she said. “There’s no shame. And you can get better. It is a beast and it’s hard to heal from, and it warrants time and attention. But take that time, because this is a very real, devastating illness.”


    If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is in emotional distress or a suicidal crisis, you can reach the 988 Suicide & Crisis Lifeline by calling or texting 988. You can also chat with the 988 Suicide & Crisis Lifeline her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ental health care resources and support, The 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 (NAMI) HelpLine can be reached Monday through Friday, 10 a.m.–10 p.m. ET, at 1-800-950-NAMI (6264) or email info@nami.org.

  • 伊尔汗新东家首秀双响 水手打败淡滨尼捧起社区盾


    2026-09-06 23:42 / 新明日报

    • 狮城水手星期天晚以2比0击败淡滨尼流浪夺回社区盾,时隔一年再次捧杯,这也是队史第四次赢得该项赛事冠军。
    • 新援伊尔汗加盟首秀便梅开二度,上半场接队友传中头球及抽射破门,助球队迅速确立领先优势并锁定胜局。
    • 淡滨尼上半场错失三次得分良机,前锋东川续射门击中门柱未能扳回一城,下半场防守疲于奔命最终零比二落败。
    • 临时主帅莫雷诺赞扬团队职业素养,称阵容深度足以应对五线作战,保持全员健康是漫长赛季的关键所在。

    我国神锋伊尔汗·范迪(17号)在为新东家狮城水手的首场比赛中就梅开二度,助球队捧起新加坡社区盾。(李冠卫摄)

    本地足球豪门狮城水手(Lion City Sailors)在星期天晚(9月6日)实现复仇,以2比0完胜老对手淡滨尼流浪(Tampines Rovers)夺回社区盾,开启新赛季的漫长征程。

    两队在上赛季的社区盾、新加坡杯和新超联赛中均展开了直接交锋。淡滨尼虽然以4比1战胜水手,队史第六次捧起社区盾,但水手在新加坡杯和新超联赛冠军争夺中击败流浪,蝉联国内两冠王。

    水手今夏大幅补强,11个签约中引进了郭家溍、伊尔汗·范迪(Ilhan Fandi)、莱汉·斯图尔特(Ryhan Stewart),以及法汉(Farhan Zulkifli)四名国脚,其中郭家溍在为淡滨尼效力三个赛季后,此役反戈旧主。

    水手还签下了巴西中卫戈麦斯(Gomes)、锋线悍将费顿(Phaeton)与曼斯(Mance),以及曾在利物浦(Liverpool)青训营受训的荷兰前锋阿德坎耶(Adekanye)。

    淡滨尼本赛季的最大变化是迎回了昔日队长兼国脚纳兹里·纳西尔(Nazri Nasir)出任主帅,同时以一纸两年合约将前锋东川续留下。这名日本前锋上赛季从日本第三级别联赛球队栃木市(Tochigi City)租借而来,20场轰入19球,荣膺新超年度最佳球员奖项。

    水手左右开弓 伊尔汗梅开二度

    伊尔汗(左)在上半场再次破门,为狮城水手锁定胜局。(李冠卫摄)

    水手今夏的大手笔很快在惹兰勿刹体育场展现出来,和去年大败不同,水手很快便掌握了主动。

    第17分钟,志在复仇的水手于左翼打出配合,由葡萄牙籍左后卫迪奥戈·科斯塔(Diogo Costa)找到传中机会,杀到门前的伊尔汗在个人首秀中便以一记头球收下加盟新东家的首球。

    不到10分钟后,水手左右开弓,这次由法汉从右侧传中,伊尔汗在禁区内抽射破门,和国家队队友完成连线的同时梅开二度。

    淡滨尼全力开始反击,并在第32分钟迎来良机。面对长传,水手门将阿斯纳尔(Aznar)出击失误,令球门大开。而东川续却意外失手,这名日本前锋的射门击中立柱,未能攻破无人把守的空门。

    上半场补时阶段刚开始,淡滨尼的鹫见星河突施冷箭险些破门,之后东川续的头球再被没收,半场比分定格在0比2。

    错过了三次良机的淡滨尼在进攻端再无建树,下半场在防守端疲于奔命,虽然成功没有让差距变大,但还是以0比2败北。

    水手因此时隔一年再次捧起社区盾,队史第四次捧盾和裕廊队(FC Jurong,前称新潟阿比雷斯)并列第二,能够在下星期六(12日)开启的新超赛季中冲击国内三冠王。

    时隔四年回归新加坡球会赛场的伊尔汗赛后说:“这种感觉太美妙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新超联赛中感受到如此热烈的球场氛围了。能以梅开二度的方式开启我在狮城水手的新篇章,是一个完美的起点。”


    本赛季伊尔汗(右)从泰国联赛回归新超,延续了在国家队的火热状态。(李冠卫摄)

    水手不受变帅影响 不惧新赛季“五线”作战

    在原主帅卡萨斯(Jesus Casas)赛前五天突然离队的阴霾下,狮城水手助理教练瓦罗·莫雷诺(Varo Moreno)临危受命担任临时主帅。

    这名西班牙教头在赛后记者会上高度赞扬了球员和教练团队在动荡中展现的职业素养,他说:“这是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过去几周俱乐部发生了很多变化,并不理想。但今晚的表现,向大家证明了我们是一群多么敬业、专业的职业球员、教练和团队。”

    捧起社区盾后,新赛季也随之正式揭幕。而水手队中多名国脚在过去的休赛期参与了亚细安锦标赛等赛事,几乎没有休息就要开启一个“五线”征战的赛季。

    临时主帅莫雷诺认为球队强大的板凳深度将是制胜关键,他说:“这会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赛季。

    “相比上赛季,我们今年的阵容更为庞大,这让我们更有底气去应对人员轮换和密集赛程。如果把国脚在国家队的任务(亚洲杯)也算上,我们相当于要应付五项赛事。保持全员健康至关重要,哪怕有人受伤,我们也有足够的实力人手顶上。”

    伊尔汗新东家首秀双响 水手打败淡滨尼捧起社区盾

    2026-09-06 23:42 / 新明日报

    • 狮城水手星期天晚以2比0击败淡滨尼流浪夺回社区盾,时隔一年再次捧杯,这也是队史第四次赢得该项赛事冠军。 – 新援伊尔汗加盟首秀便梅开二度,上半场接队友传中头球及抽射破门,助球队迅速确立领先优势并锁定胜局。 – 淡滨尼上半场错失三次得分良机,前锋东川续射门击中门柱未能扳回一城,下半场防守疲于奔命最终零比二落败。 – 临时主帅莫雷诺赞扬团队职业素养,称阵容深度足以应对五线作战,保持全员健康是漫长赛季的关键所在。

    我国神锋伊尔汗·范迪(17号)在为新东家狮城水手的首场比赛中就梅开二度,助球队捧起新加坡社区盾。 (李冠卫摄)

    本地足球豪门狮城水手(Lion City Sailors)在星期天晚(9月6日)实现复仇,以2比0完胜老对手淡滨尼流浪(Tampines Rovers)夺回社区盾,开启新赛季的漫长征程。

    两队在上赛季的社区盾、新加坡杯和新超联赛中均展开了直接交锋。淡滨尼虽然以4比1战胜水手,队史第六次捧起社区盾,但水手在新加坡杯和新超联赛冠军争夺中击败流浪,蝉联国内两冠王。

    水手今夏大幅补强,11个签约中引进了郭家溍、伊尔汗·范迪(Ilhan Fandi)、莱汉·斯图尔特(Ryhan Stewart),以及法汉(Farhan Zulkifli)四名国脚,其中郭家溍在为淡滨尼效力三个赛季后,此役反戈旧主。

    水手还签下了巴西中卫戈麦斯(Gomes)、锋线悍将费顿(Phaeton)与曼斯(Mance),以及曾在利物浦(Liverpool)青训营受训的荷兰前锋阿德坎耶(Adekanye)。

    淡滨尼本赛季的最大变化是迎回了昔日队长兼国脚纳兹里·纳西尔(Nazri Nasir)出任主帅,同时以一纸两年合约将前锋东川续留下。这名日本前锋上赛季从日本第三级别联赛球队栃木市(Tochigi City)租借而来,20场轰入19球,荣膺新超年度最佳球员奖项。

    水手左右开弓 伊尔汗梅开二度

    伊尔汗(左)在上半场再次破门,为狮城水手锁定胜局。(李冠卫摄)

    水手今夏的大手笔很快在惹兰勿刹体育场展现出来,和去年大败不同,水手很快便掌握了主动。

    第17分钟,志在复仇的水手于左翼打出配合,由葡萄牙籍左后卫迪奥戈·科斯塔(Diogo Costa)找到传中机会,杀到门前的伊尔汗在个人首秀中便以一记头球收下加盟新东家的首球。

    不到10分钟后,水手左右开弓,这次由法汉从右侧传中,伊尔汗在禁区内抽射破门,和国家队队友完成连线的同时梅开二度。

    淡滨尼全力开始反击,并在第32分钟迎来良机。面对长传,水手门将阿斯纳尔(Aznar)出击失误,令球门大开。而东川续却意外失手,这名日本前锋的射门击中立柱,未能攻破无人把守的空门。

    上半场补时阶段刚开始,淡滨尼的鹫见星河突施冷箭险些破门,之后东川续的头球再被没收,半场比分定格在0比2。

    错过了三次良机的淡滨尼在进攻端再无建树,下半场在防守端疲于奔命,虽然成功没有让差距变大,但还是以0比2败北。

    水手因此时隔一年再次捧起社区盾,队史第四次捧盾和裕廊队(FC Jurong,前称新潟阿比雷斯)并列第二,能够在下星期六(12日)开启的新超赛季中冲击国内三冠王。

    时隔四年回归新加坡球会赛场的伊尔汗赛后说:“这种感觉太美妙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新超联赛中感受到如此热烈的球场氛围了。能以梅开二度的方式开启我在狮城水手的新篇章,是一个完美的起点。”

    本赛季伊尔汗(右)从泰国联赛回归新超,延续了在国家队的火热状态。(李冠卫摄)

    水手不受变帅影响 不惧新赛季“五线”作战

    在原主帅卡萨斯(Jesus Casas)赛前五天突然离队的阴霾下,狮城水手助理教练瓦罗·莫雷诺(Varo Moreno)临危受命担任临时主帅。

    这名西班牙教头在赛后记者会上高度赞扬了球员和教练团队在动荡中展现的职业素养,他说:“这是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过去几周俱乐部发生了很多变化,并不理想。但今晚的表现,向大家证明了我们是一群多么敬业、专业的职业球员、教练和团队。”

    捧起社区盾后,新赛季也随之正式揭幕。而水手队中多名国脚在过去的休赛期参与了亚细安锦标赛等赛事,几乎没有休息就要开启一个“五线”征战的赛季。

    临时主帅莫雷诺认为球队强大的板凳深度将是制胜关键,他说:“这会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赛季。

    “相比上赛季,我们今年的阵容更为庞大,这让我们更有底气去应对人员轮换和密集赛程。如果把国脚在国家队的任务(亚洲杯)也算上,我们相当于要应付五项赛事。保持全员健康至关重要,哪怕有人受伤,我们也有足够的实力人手顶上。”

  • 利蒂希娅·詹姆斯对时代广场枪击案的调查因纽约心理健康危机遭共和党批评


    2026年9月6日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53 / 福克斯新闻

    刺死美国银行高管的女子此前曾两度因心理健康问题与警方接触

    作者:伊莱恩·马伦 福克斯新闻

    利蒂希娅·詹姆斯因调查拦下时代广场行凶者的警察遭抨击:“这种做法让所有人都失望”
    共和党籍纽约州总检察长候选人萨里塔·科马蒂雷迪表示,詹姆斯“暴露了她的真面目”,并承诺将设立民事拘留办公室,将警察与医生配对,将已知的危险人员带离街头并送入治疗机构。

    NEW 您现在可以收听福克斯新闻文章!
    blob:https://www.foxnews.com/c1b61c82-16d0-48bd-86ff-6b3504ba9fbf

    收听本文
    5 分钟

    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正因启动一项法定要求的调查而受到审查,该调查针对的是警方在时代广场击毙帕梅拉·西斯内罗斯的事件。西斯内罗斯刺死了美国银行高管、刚休完产假复工第一周的新手母亲艾琳·皮亚琴蒂。

    詹姆斯的办公室于周三宣布,将对帕梅拉·西斯内罗斯的死亡展开调查。警方在西斯内罗斯犯下致命刺案后与其对峙时,她双手各持一把大刀。警方命令她放下武器,但她并未服从,当她朝警员移动时,警员开枪将其击毙。

    根据州法律,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特别调查办公室必须对所有由警察造成的死亡事件展开调查。然而,共和党籍总检察长候选人萨里塔·科马蒂雷迪正敦促总检察长办公室采取更具体的措施,确保类似的由精神不稳定人员引发的悲剧性杀人或袭击事件不再发生。她认为,对警方行为的调查并未触及真正的问题。

    “问题在于,我们身边有已知的危险人物,有记录在案的精神疾病患者,”科马蒂雷迪告诉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他们上过法庭,住过医院,警方也清楚他们是谁,但我们没有能力对他们进行妥善处置。”

    共和党人在摇摆州争夺最高警务职位的斗争中“攻势凌厉”

    艾琳·皮亚琴蒂的拼接照片以及2026年8月31日她在时代广场不幸遇刺的犯罪现场。(盖蒂图片社;Facebook)

    詹姆斯的竞选发言人指责科马蒂雷迪试图“借悲剧炒作廉价政治得分”。
    “萨里塔·科马蒂雷迪想成为总检察长,但她不懂法律,”一位发言人在给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的电子邮件中说道。“根据纽约州执行法,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特别调查办公室必须调查任何可能由警员行为导致死亡的事件,包括这起案件。”

    不过,有着反警察言论历史的纽约市市长佐赫兰·姆达尼对拦下西斯内罗斯的警员表示了赞扬。
    “我要感谢纽约警察局的警员们挺身而出,阻止了一场可怕的袭击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姆达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道。

    布朗克斯社区家长恳求纽约警方增设安保,姆达尼削减警力、暂停招聘:“情况糟糕透顶”

    纽约市警察局局长杰西卡·蒂施透露,住在皇后区的西斯内罗斯在该市没有犯罪记录,但警方曾两次接到关于她出现心理健康危机的出警请求。

    2019年3月,西斯内罗斯试图跳上E号线地铁轨道自杀,被救下后住院治疗。2018年3月,警方在曼哈顿中城发现她,当时她尖叫、举止好斗且处于醉酒状态。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有自杀念头,请联系国家自杀预防生命线:1-800-273-TALK(8255)。

    根据该州的《精神卫生法》,如果被认定对自身或他人构成危险,或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警方和医生可以将某人送往医院进行心理扣留——但很多时候,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在被送入医院数小时后就会被释放回街头。

    纽约市在庇护所丑闻中为每名无家可归者投入8.17万美元,利蒂希娅·詹姆斯面临审查

    2025年10月24日,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联邦法院外发表讲话。(埃里克·李/彭博社 via 盖蒂图片社)

    “案发几天后我就在时代广场——当时我在街上看到了多名病情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科马蒂雷迪告诉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我们需要真正能提出切实解决方案和前进方向的人。”

    特朗普希望帮助14.6万名无家可归的精神疾病患者,民主党人却想阻止他

    纽约州精神卫生办公室负责监督该州的精神卫生系统,其中包括23家精神病中心以及由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监管的6500个项目。此外,科马蒂雷迪表示,如果当选,她将设立一个名为“民事拘留办公室”的新机构,对风险最高的人员进行追踪和管控。

    “我即将设立的民事拘留办公室将配备执法人员和医生,两者缺一不可,因为根据州法律,需要医生证明某人具备进行非自愿民事拘留所需的精神状态,”科马蒂雷迪告诉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目前纽约州没有这样的机构。没有哪个办公室能同时拥有执法人员和医生,让他们携手将这些人带离街头。”

    2026年8月31日周一在纽约时代广场遇刺身亡的美国银行副总裁艾琳·皮亚琴蒂的照片,拍摄于她的婚礼当天。(Facebook/艾琳·皮亚琴蒂)

    格林县警长彼得·库斯明斯基告诉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他的副手没有接受过处理精神疾病危机的培训,该县也没有地方可以将需要真正治疗的患者送往。他说,警员们经常要从巡逻岗位抽离出来处理精神健康相关的出警任务,之后只能将危机人员安置在酒店里,因为医院床位不足。
    “此外,当我们羁押了没有能力处理的人员时,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而封闭式床位更是难以寻觅,”库斯明斯基说道。“有时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找到床位,就算找到了,可能也在州的另一端,而且成本极高。”
    “酒店和汽车旅馆没有医生、没有药物、也没有治疗服务,”科马蒂雷迪说。“州政府必须介入。”

    伊莱恩·马伦是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和福克斯商业频道的撰稿人,报道全国政治领域新闻。

    Letitia James’ Times Square shooting probe draws GOP criticism over New York’s mental health crisis

    September 6, 2026 9:53am EDT / Fox News

    Woman who fatally stabbed a Bank of America executive had 2 prior police encounters linked to mental health

    By Elaine Mallon, Fox News

    Letitia James shredded for probing cops who stopped Time Square killer: ‘That approach fails everyone’

    Republican Attorney General hopeful Saritha Komatireddy says James “told you exactly who she is” and vows to launch an Office of Civil Commitment which will pair cops and doctors to get known dangerous people off the streets and into treatment.

    NEW You can now listen to Fox News articles!

    blob:https://www.foxnews.com/c1b61c82-16d0-48bd-86ff-6b3504ba9fbf

    Listen to this article

    5 min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Letitia James is facing scrutiny after opening up a legally requir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lice shooting of a woman who fatally stabbed Erin Piacenti, Bank of America executive and a new mother in her first week back to work from maternity leave, in Times Square.

    James’ office announced on Wednesday that it will be investigating Pamela Cisneros’ death, who was wielding two large knives in each hand when officers confronted her following the fatal stabbing. She was ordered to drop the weapons but did not comply and was shot when she moved toward the officers.

    Under state law, th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 is mandated to investigate all deaths that were caused by police officers. However, Republican attorney general candidate Saritha Komatireddy is pushing th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to take more concrete steps to ensure that another tragic killing or attack caused by a mentally unstable person doesn’t happen again. She argued that an investigation into police conduct fails to address the real problem.

    “The problem is that we have people who are known dangerous individuals, people with documented mental illness,” Komatireddy told Fox News Digital. “They’ve been in the courts before, or they’ve been to the hospitals before. The police know exactly who they are, but we have no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m.”

    REPUBLICANS GET ‘AGGRESSIVE’ IN FIGHT TO WIN TOP COP SPOTS IN BATTLEGROUND STATES

    A split of Erin Piacenti and the Times Square crime scene where she was tragically stabbed and killed on Aug. 31, 2026.(Getty ; Facebook)

    A campaign spokesperson for James accused Komatireddy of seeking to “score cheap political points off of a tragedy.”

    “Saritha Komatireddy wants to be Attorney General but doesn’t understand the law,” a spokesperson said in an email to Fox News Digital. “Under New York’s Executive Law, th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to investigate any incident where a police officer’s actions may have caused a death, including this one.”

    However, New York City Mayor Zohran Mamdani, who has a history of anti-police rhetoric, applauded the officers who stopped Cisneros.

    “I want to thank the NYPD officers who stepped in and prevented a horrific attack from becoming even worse,” Mamdani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PARENTS IN BRONX NEIGHBORHOOD PLEAD FOR NYPD GUARD AS MAMDANI CUTS COPS, HALTS HIRES: ‘HORRIBLE SITUATION’

    New York City Police Commissioner Jessica Tisch shared that while Cisneros, who lived in Queens, didn’t have an arrest record in the city, there were two times police responded to calls concerning her suffering a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March 2019, Cisneros attempted suicide by jumping onto the tracks of the E train and was removed and later hospitalized. In March 2018, police found her in Midtown, where she was screaming, acting belligerent and intoxicated.

    If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is having thoughts of suicide, please contact the National Suicide Prevention Lifeline at 1-800-273-TALK (8255).

    Under the state’s Mental Hygiene Law, police and doctors can take a person to the hospital for a psychological hold if they are deemed to be a risk to themselves or others, or they can not meet their basic needs — but often times those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es are released by the hospital back onto the streets hours after being brought in.

    LETITIA JAMES FACES SCRUTINY AFTER NEW YORK CITY SPENDS $81,700 PER HOMELESS PERSON AMID SHELTER SCANDALS

    Letitia James, New York’s attorney general, speaks outside federal court in Norfolk, Va., on Oct. 24, 2025.(Eric Le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I was there in Times Square — just a couple of days after this fatal stabbing — and I was walking around and saw severely mentally ill people on the street,” Komatireddy told Fox News Digital. “It’s still happening every day, and we need someone who’s actually going to propose a real solution and way forward.”

    TRUMP WANTS TO HELP 146,000 MENTALLY ILL WHO ARE HOMELESS. DEMOCRATS WANT TO STOP HIM

    The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is tasked with overseeing the state’s mental health system, which includes 23 psychiatric centers and 6,500 programs overseen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nonprofits. In addition, Komatireddy said that, if elected, she’d create a new office known as the Office of Civil Commitment that would target and keep tabs on people who are at most risk.

    “The Office of Civil Commitment that I’m going to launch will be staffed with both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and also physicians, and you need both because, under state law, the law requires that physicians certify that someone has the mental state required for involuntary civil commitment,” Komatireddy told Fox News Digital. “So there’s nothing like that right now in New York state. There’s no office that has both law enforcement and physicians who can work together to get these people off the streets.”

    Erin Piacenti, the Bank of America vice president who was tragically killed in a stabbing attack in New York City’s Times Square on Monday Aug. 31, 2026, on her wedding day.(Facebook/Erin Piacenti)

    Greene County Sheriff Peter Kusminsky told Fox News Digital that his deputies are not trained to handle psychiatric crises — and that the county has nowhere to send people who need real care. Deputies are constantly pulled off patrol for mental-health calls, he said, then left to put those in crisis in hotels because there aren’t enough hospital beds available.

    “Additionally, we really struggle when we have people in custody who we aren’t equipped to handle, and secure beds are even harder to find,” Kusminsky said. “It sometimes takes weeks or months to locate once and when we do, they are mayb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ate and at an exorbitant cost.”

    “Hotels and motels don’t have doctors, don’t have medicine, don’t have therapy,” Komatireddy said. “The state needs to step in.”

    Elaine Mallon is a writer for Fox News Digital and Fox Business covering national politics.

湘ICP备2026001899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