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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国建议对中国征税以应对大量廉价商品涌入


    2026年2月10日 18:09 / 联合早报

    Image 1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函中强调,欧洲必须能够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同时支持本土生产。 (路透社)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函中强调,欧洲必须能够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同时支持本土生产。 (路透社)

    (巴黎/布鲁塞尔综合电)法国政府星期一(2月9日)发表的战略报告指出,欧盟应考虑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以应对廉价商品大量涌入,包括对所有入口的中国商品统一征收30%的关税,或让欧元对人民币贬值30%。

    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日益激增,中国企业正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甚至进入一些曾由欧洲国家主导的行业领域。

    报告说,汽车、机床、化工和电池等欧洲工业核心领域正受到直接的威胁,有四分之一的法国出口和三分之二的德国生产面临中国竞争。欧洲制造商反映,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和持续存在的30%至40%成本优势,加剧了这个情况。

    法国政府战略与规划高级专员署署长博纳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北京的工业进步可能将欧洲推入“破坏性毁灭”的恶性循环。他表示,欧盟现有的贸易保护措施不足,呼吁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

    不过,博纳坦承,无论是推动欧元贬值,还是促成人民币升值,这么做的难度都要高于征收关税。然而,要加征关税也很不容易,这必须获得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才可执行。

    冯德莱恩支持优先扶持欧企

    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表明支持在战略领域优先扶持欧洲企业,以抵御外国竞争对手,从而提升欧盟的整体竞争力。

    欧盟将在2月较迟时候提出一项建议,在关键行业的公共采购中优先考虑欧洲企业。

    冯德莱恩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函中强调,欧洲必须能够捍卫战略利益,同时支持本土生产。她说:“欧洲优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并认为此举将有助在战略领域创造市场优势。

    法新社取得的一份草案显示,欧盟希望制定条规,要求在汽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竞标公共采购合同的企业,必须证明他们的产品中有一定比例是在欧洲制造的。

    欧盟工业策略专员塞茹尔内认为,欧洲如今应该制定自己版本的“买美国货法案”和“中国制造法案”来保护欧洲的企业了。塞茹尔内本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获得1100多位首席执行官和商界领袖联署,他在文章中强调,欧洲公共资金的使用,必须促进欧洲的生产和就业。

    不过,一些欧盟伙伴对此持怀疑态度,意大利和德国虽然支持“欧洲制造”,但认为不应过于激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日本企业也对这项提议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尤其是对汽车业的冲击。

    上周,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和瑞典一起警告,制定保护欧洲工业的条规,会使监管机制更加复杂,提醒任何措施必须适度,并且清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法国建议对中国征税以应对大量廉价商品涌入

    2026年2月10日 18:09 / 联合早报

    Image 1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函中强调,欧洲必须能够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同时支持本土生产。 (路透社)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函中强调,欧洲必须能够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同时支持本土生产。 (路透社)

    (巴黎/布鲁塞尔综合电)法国政府星期一(2月9日)发表的战略报告指出,欧盟应考虑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以应对廉价商品大量涌入,包括对所有入口的中国商品统一征收30%的关税,或让欧元对人民币贬值30%。

    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日益激增,中国企业正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甚至进入一些曾由欧洲国家主导的行业领域。

    报告说,汽车、机床、化工和电池等欧洲工业核心领域正受到直接的威胁,有四分之一的法国出口和三分二的德国生产面临中国竞争。欧洲制造商反映,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和持续存在的30%至40%成本优势,加剧了这个情况。

    法国政府战略与规划高级专员署署长博纳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北京的工业进步可能将欧洲推入“破坏性毁灭”的恶性循环。他表示,欧盟现有的贸易保护措施不足,呼吁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

    不过,博纳坦承,无论是推动欧元贬值,还是促成人民币升值,这么做的难度都要高于征收关税。然而,要加征关税也很不容易,这必须获得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才可执行。

    冯德莱恩支持优先扶持欧企

    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表明支持在战略领域优先扶持欧洲企业,以抵御外国竞争对手,从而提升欧盟的整体竞争力。

    欧盟将在2月较迟时候提出一项建议,在关键行业的公共采购中优先考虑欧洲企业。

    冯德莱恩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函中强调,欧洲必须能够捍卫战略利益,同时支持本土生产。她说:“欧洲优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并认为此举将有助在战略领域创造市场优势。

    法新社取得的一份草案显示,欧盟希望制定条规,要求在汽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竞标公共采购合同的企业,必须证明他们的产品中有一定比例是在欧洲制造的。

    欧盟工业策略专员塞茹尔内认为,欧洲如今应该制定自己版本的“买美国货法案”和“中国制造法案”来保护欧洲的企业了。塞茹尔内本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获得1100多位首席执行官和商界领袖联署,他在文章中强调,欧洲公共资金的使用,必须促进欧洲的生产和就业。

    不过,一些欧盟伙伴对此持怀疑态度,意大利和德国虽然支持“欧洲制造”,但认为不应过于激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日本企业也对这项提议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尤其是对汽车业的冲击。

    上周,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和瑞典一起警告,制定保护欧洲工业的条规,会使监管机制更加复杂,提醒任何措施必须适度,并且清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 深圳一物流无人机配送途中坠落 引发安全担忧


    发布时间 / 来源:2026年2月10日 20:28 / 联合早报

    一架物流无人机星期一(2月9日)在深圳执行配送任务时突发故障,在市区内意外坠落。 (互联网)

    (深圳/广州综合讯)一架翼展4.8米的物流无人机星期一(2月9日)在深圳执行配送任务时突发故障,在市区内意外坠落,所幸未造成任何人受伤。

    据深圳新闻网报道,涉事无人机为丰翼科技旗下的主力配送机型方舟80,隶属中国物流企业顺丰集团,这是一款中型物流无人机,配备144L大容量模组化货舱,最大起飞重量达120公斤,最大巡航时速90公里。

    事发于深圳龙华区观澜街道的观湖园,当时无人机正开展常规短途配送,在飞行中突发意外,失控坠落地面,所幸机身配备的应急降落伞在坠落时及时启动,机身整体保持完整。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故障原因。有当地民众称,事发现场常有无人机执行配送作业,公园也有摆放相关警示牌,提醒市民移步至指定区域放风筝,以避开物流配送无人机。

    深圳是中国低空经济试点城市,低空物流飞行规模全国领先,据新华社报道,目前深圳已累计开通310条低空物流航线,在2025年就新增了82条。

    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低空经济,面临发展和安全的双重挑战,此次物流无人机市区坠落事故,引发当地民众对无人机安全的担忧。

    《南方都市报》旗下“南都N视频”早前引述深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层指导处副处长王磊分析称,一方面,低空飞行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如天气变化、机械故障等都可能对安全造成威胁,另一方面,无人机“黑飞”现象也有安全监管难度。

    深圳一物流无人机配送途中坠落 引发安全担忧

    发布时间 / 来源:2026年2月10日 20:28 / 联合早报

    一架物流无人机星期一(2月9日)在深圳执行配送任务时突发故障,在市区内意外坠落。 (互联网)

    (深圳/广州综合讯)一架翼展4.8米的物流无人机星期一(2月9日)在深圳执行配送任务时突发故障,在市区内意外坠落,所幸未造成任何人受伤。

    据深圳新闻网报道,涉事无人机为丰翼科技旗下的主力配送机型方舟80,隶属中国物流企业顺丰集团,这是一款中型物流无人机,配备144L大容量模组化货舱,最大起飞重量达120公斤,最大巡航时速90公里。

    事发于深圳龙华区观澜街道的观湖园,当时无人机正开展常规短途配送,在飞行中突发意外,失控坠落地面,所幸机身配备的应急降落伞在坠落时及时启动,机身整体保持完整。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故障原因。有当地民众称,事发现场常有无人机执行配送作业,公园也有摆放相关警示牌,提醒市民移步至指定区域放风筝,以避开物流配送无人机。

    深圳是中国低空经济试点城市,低空物流飞行规模全国领先,据新华社报道,目前深圳已累计开通310条低空物流航线,在2025年就新增了82条。

    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低空经济,面临发展和安全的双重挑战,此次物流无人机市区坠落事故,引发当地民众对无人机安全的担忧。

    《南方都市报》旗下“南都N视频”早前引述深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层指导处副处长王磊分析称,一方面,低空飞行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如天气变化、机械故障等都可能对安全造成威胁,另一方面,无人机“黑飞”现象也有安全监管难度。

  • 法国建议对中国征税以应对大量廉价商品涌入


    2026年2月10日 18:09 / 联合早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函中强调,欧洲必须能够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同时支持本土生产。 (路透社)

    (巴黎/布鲁塞尔综合电)法国政府星期一(2月9日)发表的战略报告指出,欧盟应考虑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以应对廉价商品大量涌入,包括对所有入口的中国商品统一征收30%的关税,或让欧元对人民币贬值30%。

    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日益激增,中国企业正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甚至进入一些曾由欧洲国家主导的行业领域。

    报告说,汽车、机床、化工和电池等欧洲工业核心领域正受到直接的威胁,有四分之一的法国出口和三分之二的德国生产面临中国竞争。欧洲制造商反映,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和持续存在的30%至40%成本优势,加剧了这个情况。

    法国政府战略与规划高级专员署署长博纳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北京的工业进步可能将欧洲推入“破坏性毁灭”的恶性循环。他表示,欧盟现有的贸易保护措施不足,呼吁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

    不过,博纳坦承,无论是推动欧元贬值,还是促成人民币升值,这么做的难度都要高于征收关税。然而,要加征关税也很不容易,这必须获得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才可执行。

    冯德莱恩支持优先扶持欧企

    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表明支持在战略领域优先扶持欧洲企业,以抵御外国竞争对手,从而提升欧盟的整体竞争力。

    欧盟将在2月较迟时候提出一项建议,在关键行业的公共采购中优先考虑欧洲企业。

    冯德莱恩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函中强调,欧洲必须能够捍卫战略利益,同时支持本土生产。她说:“欧洲优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并认为此举将有助在战略领域创造市场优势。

    法新社取得的一份草案显示,欧盟希望制定条规,要求在汽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竞标公共采购合同的企业,必须证明他们的产品中有一定比例是在欧洲制造的。

    欧盟工业策略专员塞茹尔内认为,欧洲如今应该制定自己版本的“买美国货法案”和“中国制造法案”来保护欧洲的企业了。塞茹尔内本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获得1100多位首席执行官和商界领袖联署,他在文章中强调,欧洲公共资金的使用,必须促进欧洲的生产和就业。

    不过,一些欧盟伙伴对此持怀疑态度,意大利和德国虽然支持“欧洲制造”,但认为不应过于激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日本企业也对这项提议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尤其是对汽车业的冲击。

    上周,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和瑞典一起警告,制定保护欧洲工业的条规,会使监管机制更加复杂,提醒任何措施必须适度,并且清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法国建议对中国征税以应对大量廉价商品涌入

    2026年2月10日 18:09 / 联合早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函中强调,欧洲必须能够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同时支持本土生产。 (路透社)

    (巴黎/布鲁塞尔综合电)法国政府星期一(2月9日)发表的战略报告指出,欧盟应考虑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以应对廉价商品大量涌入,包括对所有入口的中国商品统一征收30%的关税,或让欧元对人民币贬值30%。

    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日益激增,中国企业正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甚至进入一些曾由欧洲国家主导的行业领域。

    报告说,汽车、机床、化工和电池等欧洲工业核心领域正受到直接的威胁,有四分之一的法国出口和三分二的德国生产面临中国竞争。欧洲制造商反映,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和持续存在的30%至40%成本优势,加剧了这个情况。

    法国政府战略与规划高级专员署署长博纳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北京的工业进步可能将欧洲推入“破坏性毁灭”的恶性循环。他表示,欧盟现有的贸易保护措施不足,呼吁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

    不过,博纳坦承,无论是推动欧元贬值,还是促成人民币升值,这么做的难度都要高于征收关税。然而,要加征关税也很不容易,这必须获得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才可执行。

    冯德莱恩支持优先扶持欧企

    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表明支持在战略领域优先扶持欧洲企业,以抵御外国竞争对手,从而提升欧盟的整体竞争力。

    欧盟将在2月较迟时候提出一项建议,在关键行业的公共采购中优先考虑欧洲企业。

    冯德莱恩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函中强调,欧洲必须能够捍卫战略利益,同时支持本土生产。她说:“欧洲优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并认为此举将有助在战略领域创造市场优势。

    法新社取得的一份草案显示,欧盟希望制定条规,要求在汽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竞标公共采购合同的企业,必须证明他们的产品中有一定比例是在欧洲制造的。

    欧盟工业策略专员塞茹尔内认为,欧洲如今应该制定自己版本的“买美国货法案”和“中国制造法案”来保护欧洲的企业了。塞茹尔内本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获得1100多位首席执行官和商界领袖联署,他在文章中强调,欧洲公共资金的使用,必须促进欧洲的生产和就业。

    不过,一些欧盟伙伴对此持怀疑态度,意大利和德国虽然支持“欧洲制造”,但认为不应过于激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日本企业也对这项提议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尤其是对汽车业的冲击。

    上周,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和瑞典一起警告,制定保护欧洲工业的条规,会使监管机制更加复杂,提醒任何措施必须适度,并且清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 数万母亲因分娩时药物检测失误被警方标记调查


    2026年2月10日 /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00 / CBS新闻

    Ayanna Harris-Rashid正坐在床上,新生儿子含着她的乳头吃奶,一只手刷着手机,这时电话响了。警方因她涉嫌虐待儿童重罪指控要求她自首。

    哈里斯-拉希德于2021年3月生下第三个孩子。怀孕期间为缓解疼痛和频繁恶心,她使用了合法的CBD软糖和含大麻成分的外用软膏。但在医院,她和婴儿的大麻检测呈阳性,促使医疗人员向南卡罗来纳州社会服务部提交报告,该部门又将信息转发给警方,记录显示。现在一名警官要求哈里斯-拉希德自首。

    哈里斯-拉希德向孩子和丈夫告别。”对不起”,她轻声对新生儿说。一位朋友开车送她到警长办公室,她被戴上手铐、进行全身搜查,并在寒冷拥挤的牢房里过夜。第二天早上离开监狱时,她的乳汁减少,发现无法再母乳喂养。指控最终被撤销。

    “他们把我脱得精光,让我感觉极其不体面和不人道”,她说,”我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位母亲,一个真实的个体。这有什么正当理由?”

    哈里斯-拉希德经历的事情正在全国各地的女性身上频繁发生。根据《马歇尔项目》首次获得并公布的六年州和联邦数据,在21个州的至少7万起案件中,父母因怀孕期间被指控吸毒而被移交执法机构。在许多情况下,移交始于药物检测结果呈假阳性——有时是由妇女的处方药物引起的。

    左图:Ayanna Harris-Rashid与她的第三个孩子Rai。2021年怀Rai时,哈里斯-拉希德使用合法CBD软糖和含大麻成分的外用软膏缓解恶心和疼痛。右图:哈里斯-拉希德分娩后,医院工作人员进行药物检测,她和孩子的大麻检测呈阳性。Kathryn Gamble为《马歇尔项目》拍摄

    执法部门追踪的人数远远超过专家此前所知,包括监测所谓”孕期刑事化”的学者和生殖权利组织。即便如此,《马歇尔项目》汇编的数据仍存在显著低估。

    “坦率地说,我最初的真实反应是震惊和沮丧”,法律倡导组织”孕期正义”的高级副总裁Dana Sussman表示,该组织统计2006年至2024年间超过1800起与怀孕相关的逮捕和起诉。”这代表了一种极其倒退且适得其反的做法。”

    《马歇尔项目》花了一年时间收集和分析移交执法部门的数据。记者首先请求联邦数据,然后要求州儿童福利机构核实数字并提供州政策。总数反映了这些机构与警方或检察官分享的新生儿案件数量。

    尽管大多数移交未导致刑事调查,但许多妇女受到逮捕威胁或刑事指控。其他人在医院病房或家中被警方对峙,被迫交出孩子。

    • 阅读深度方法:了解《马歇尔项目》如何获取数据及进行分析。

    在俄克拉荷马州,根据法院记录和其律师的说法,母亲因检测出冰毒阳性而被武装警长 deputies带走两个孩子,而这一错误结果是由医院在分娩期间给她的抗酸药物引起的。在南卡罗来纳州,警方根据检测到的芬太尼(来自硬膜外麻醉)和大麻阳性结果,讯问了一名母亲。

    在弗吉尼亚州,一对夫妇坚持要求律师在场参加儿童福利面试后,一名警官威胁他们如果不交出新生儿就逮捕他们。”我们介入时,就开始起诉人们”,警官在会议录音中告诉父母,”你大约有三秒钟时间。”母亲的美沙酮检测呈阳性(这是用于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处方药物)。记录显示,父母被迫将新生儿留在医院,警方护送他们离开。

    《马歇尔项目》和其他新闻机构此前报道过对怀孕期间被指控吸毒者的起诉。但这项新调查显示,医院、儿童福利机构和执法部门对患者的监视范围比以往所知更广——尽管这些指控的基本证据不可靠、易被误解且有时完全错误。

    许多检测阳性的妇女可能确实使用了非法药物。但来自三个专门追踪涉及处方的州的数据显示,数千名新妈妈仅因医生开具的药物而被移交执法部门。

    在许多州,即使一些儿童福利机构最终驳回指控或根本不接受报告,仍会向警方移交案件。

    《马歇尔项目》获得了15个州关于儿童福利调查结果的数据。在这些州中,超过一半移交执法部门的案件(约2.2万起)被发现不涉及虐待儿童或忽视行为。但警方有时会在儿童福利机构拒绝进一步行动后仍展开刑事调查。

    一些州向执法部门移交案件很少。在密歇根州,儿童福利官员仅在特定情况下才向警方移交案件——例如,担心社会工作者安全或指控对儿童造成严重身体伤害。《马歇尔项目》的分析发现,该州不到1%的报告被分享给执法部门。

    但根据《马歇尔项目》对50个州政策的审查,13个州的儿童福利机构会自动分享所有此类报告,从明尼苏达州(蓝州)到俄克拉荷马州(红州)均有涉及。在俄克拉荷马州,每24次分娩就有1次移交执法部门,比例高于分析中的任何其他州。

    联邦法律要求各州向家庭提供服务,并确保新生儿接触物质的护理计划。专家表示,自动向警方移交所有报告的州远远超出了联邦要求。

    “法律并未要求任何刑事司法回应”,帮助儿童福利机构落实联邦要求的非营利组织”儿童与家庭未来”执行董事Nancy Young表示,”从长远来看这无济于事,对婴儿也没有帮助。”

    数十年研究表明,怀孕期间使用某些物质可能伤害婴儿。一些非法药物与早产或死产相关,并可能导致婴儿出现戒断症状。长期吸烟和饮酒会导致低出生体重和发育迟缓。但研究表明,惩罚措施无法减少物质使用,反而会导致妇女、新生儿和家庭的健康结果恶化。意识到潜在的长期危害,伊利诺伊州立法者在2024年取消了儿童福利机构必须通知执法部门的规定。

    一些州设立了替代方案,为家庭提供服务并避免儿童虐待调查。但其中几个州仍自动向警方移交案件,破坏了专家认为多年来的进步。

    “我感到震惊”,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研究孕妇物质使用障碍治疗的教授Deborah Cohen表示,她不知道州当局会将此类患者的报告转发给执法部门。”我不认为这有帮助。”

    在俄勒冈州,四年内至少101起案件(约每1594次分娩中有1起)由该州儿童福利机构因涉嫌孕期物质使用向执法部门通报。所有已知案件均移交执法部门。在案件少于10起的年份,为保护个人隐私未提供确切数字。

    儿童福利官员表示,该机构将所有虐待报告(包括涉嫌孕期吸毒)移交执法部门。

    移交并非总是为了提起刑事指控。在一些州,这是行政常规,所有虐待和忽视报告都需移交。儿童福利机构还会要求警方协助紧急寄养儿童安置,或陪同工作人员进行家庭或医院访问。在许多实行自动移交政策的州,警方或检察官会审查报告并归档。

    但孕妇刑事起诉多年来一直在上升,在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多布斯裁决后大幅增加。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等反堕胎州,妇女尤其容易受到起诉,刑事调查的决定往往取决于单个警官或检察官的裁量。随着怀孕监测的增加,民权律师和妇女权利倡导者警告称,移交显著增加了更多人面临刑事调查和指控的风险。

    “实行自动移交的州使这些州的妇女极易受到伤害”,Sussman表示,”…这打开了大门——即使在法律上没有依据——也可能提起这些起诉。”

    药物检测结果问题

    数十年来,州和联邦法律要求医院识别受子宫内药物影响的新生儿并通知儿童福利机构。部分出于合规考虑,许多医院定期对患者或婴儿进行药物检测,以检查母亲是否使用过物质。

    但这些通常从尿液样本开始的检测容易被误解且经常出错。它们无法显示使用频率或时长。大多数检测无法区分是非法大麻还是合法产品(如CBD产品)导致的阳性结果。未经确认测试和审查,阳性结果往往导致医院指控父母吸毒,即使使用的是处方药物。

    一些执法机构可能会进行进一步调查,但许多不会。《马歇尔项目》审查了南卡罗来纳州两个警方机构的记录(该州是起诉孕妇吸毒最积极的州之一),发现超过12名母亲仅因药物检测阳性被逮捕,未对被告进行询问或收集更确凿证据。

    其中一个案例是2024年首次怀孕的新手妈妈Maddie(她要求用昵称,因法庭记录已被删除)。她的孕吐严重到无法进水,医生开的Zofran对她无效。”情况很糟糕”,她回忆起对女儿的担忧,”她怎么会没事并健康成长?”

    在家人建议下,Maddie尝试大麻软糖,呕吐得到缓解。但分娩后,她和婴儿的THC检测呈阳性。

    在南卡罗来纳州和联邦法律中,少量THC是合法的,许多合法CBD产品含有这种成分。Maddie的药物检测未区分她食用的是哪种产品——或摄入量。但医院向社会服务部报告了她。她说自己被禁止母乳喂养,也不能单独与新生儿相处。次月,她因重罪指控”伤害儿童或使儿童处于危险中”被捕。

    “我一生从未惹麻烦,从未被捕,什么都没有”,她说,”现在根据州法律,我可能面临长达10年监禁。这对我女儿来说比怀孕期间吃软糖更有害。”

    最终,Maddie聘请律师,检察官撤销了指控。

    一些执法机构意识到药物检测证据的缺陷。南卡罗来纳州默特尔海滩北部的洛里斯警察局的Lt. Larry Williams表示,至少一半的新生儿报告涉及由假阳性、处方药物或合法大麻产品引发的药物检测。

    他说,2024年该部门收到的11起案件中,因检测结果错误(包括合法CBD引发的阳性结果)而不予起诉。该部门还收到因治疗多动症、抑郁症和分娩时止痛的药物引发的阳性报告。

    但Williams表示,证明假阳性结果很困难。当调查人员不确定时,该部门通常决定逮捕。

    “我们总是倾向于保护婴儿”,他说,认为阳性药物检测足以建立案件。”我的证明标准是,可能性更大吗?是否有足够可能的理由相信你做了这件事?”许多被捕妇女可能实际上没有成瘾问题。Williams说,在被指控的案件中,只有约10%涉及”常客”——有严重药物问题的妇女。

    《马歇尔项目》的数据显示,南卡罗来纳州并非唯一移交因处方药物导致的阳性检测报告的州。

    在佐治亚州,2018年至2024年间有超过3000起此类报告。州儿童福利工作者未对这些情况展开虐待或忽视调查,但仍移交执法部门。

    仅在爱达荷州,就有超过1000名母亲因怀孕期间使用大麻(包括非法大麻和外用CBD油/霜)被指控虐待儿童并移交执法部门。根据针对该州的诉讼披露的记录,这些父母被要求登记在州名单上,被禁止从事某些工作。名单上一名妇女告诉调查人员,她吃了亲戚厨房的一块含有大麻的布朗尼,后来得知该亲戚住在大麻合法的俄勒冈州。另一名妇女在大麻合法的华盛顿州时,因处方药副作用,服用了处方医用大麻。

    在允许医用大麻的俄克拉荷马州,妇女因怀孕期间服用处方大麻而被逮捕和起诉。

    南卡罗来纳州辩护律师Erin Bailey(曾代表Maddie及其他案件)表示,不应惩罚自行处理问题的妇女。

    “正在经历妊娠副作用(这在我们社会中被严重忽视)的妇女,应有权就可能帮助她们的产品做出知情决定”,她说,”监控这些行为是个危险的滑坡,因为许多日常活动(如超速驾驶)也可能对胎儿造成潜在伤害。我怀孕时超速会被逮捕吗?”

    创伤性和令人恐惧的遭遇

    即使没有刑事指控,警察的出现对刚分娩的人来说也是创伤性和可怕的。

    在爱达荷州,所有怀孕期间非法药物使用的报告都被移交执法部门,儿童福利工作者与警方协调调查。警官可以提出刑事指控(如轻罪伤害儿童,最高可判10年监禁),并可在无法官命令的情况下紧急带走新生儿。

    被穿制服的警察和可带走新生儿的州工作人员包围,许多妇女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回答问题,尽管她们有权保持沉默。律师和医疗人员表示,一些妇女在分娩药物影响下仍被讯问。爱达荷州峡谷县公设辩护人Brigette Borup律师表示,许多客户不记得与警方的互动。

    “当被告知’我们要带走你的孩子’时,之后的一切都无法被吸收”,Borup说,”我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几乎不记得发生了什么或说了什么。’”

    即使妇女确实使用了非法药物,律师称警方的存在可能侵犯患者的正当程序权利。在初步接触中,警官通常不向新父母发出米兰达警告(告知保持沉默的权利),也不披露承认吸毒可能导致被捕的可能性。三位在该州代表妇女参与刑事和儿童福利案件的律师表示,许多妇女不明白自己的回答可能被用作证据。爱达荷州东南部波卡特洛执业的辩护律师Bob Eldredge表示。

    “你有武器,穿制服,看起来像蝙蝠侠,母亲在床上本就感到内疚——你很容易让她招供”,Eldredge说,”她们把执法人员当作牧师、传教士、主教,她们会坦白。”

    Eldredge表示,为被夺走孩子而情绪低落的客户准备有力辩护很困难。”在这些妇女面前很难不崩溃哭泣”,他哽咽道,”我们所做的太残忍了。”

    Ayanna Mizani Harris-Rashid与她的四个孩子:从左至右,Rai Williams(5岁)、Noele Williams(2岁)、Za’Daya Isreal Crutcher(7岁)和Za’Niyah Isreal Crutcher,2025年12月18日摄于爱荷华州爱荷华城家中。照片由Kathryn Gamble为《马歇尔项目》拍摄

    《马歇尔项目》获得的全国数据未追踪执法部门对移交案件的处理及是否提起指控。许多妇女甚至不知道自己分娩的隐私细节已被分享给执法部门。

    德克萨斯州一家针对孕妇成瘾治疗项目的同伴支持倡导者Michelle Hansford表示,她的一名患者因硬膜外麻醉中的芬太尼检测呈阳性而被报告给儿童福利机构。这让Hansford感到不安,但她不知道报告也提交给了执法部门。

    “这会让我担心”,她说,如果她的客户后来与执法部门接触,警官会在她记录中看到该报告,”他们会自动对她有偏见。”

    移交可能对全国孕妇产生更广泛影响。

    反堕胎活动人士表示,他们希望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确立胎儿的宪法保护权。针对孕妇怀孕期间吸毒的刑事诉讼已在多个州建立胎儿人格权判例法。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教授Mary Ziegler表示,向执法部门移交阳性药物检测报告有助于建立胎儿作为独立个体享有平等保护的法律依据。

    “即便短期内无人采取行动,此类信息的积累也令人担忧”,Ziegler谈及移交执法部门的政策时说,”这根本无助于婴儿,而是关于惩罚怀孕的人。”

    此类移交的更广泛合法性仍是个未决问题。2001年,最高法院裁定南卡罗来纳州公立医院未经同意对孕妇进行药物检测并向执法部门分享结果属于侵犯隐私。该裁决未提及儿童福利机构,但一些律师称该裁决应适用于这些机构。

    “本质上,儿童福利机构已成为警方的’传递者’”,Sussman说,”…儿童福利机构充当警方代理人,两者之间无区别。”

    本文由《马歇尔项目》(一家报道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非营利新闻机构)合作发布。订阅他们的[新闻通讯],并在[Instagram]、[TikTok]、[Reddit]和[Facebook]上关注他们。

    Tens of thousands of mothers were flagged to police over flawed drug tests at childbirth

    February 10, 2026 / 6:00 AM EST / CBS News

    Ayanna Harris-Rashid was sitting up in bed, her newborn son latched to her breast, one hand scrolling on her phone, when the police called. She was wanted on a felony charge of child neglect.

    Harris-Rashid had just had her third child in March of 2021. To ease pain and frequent nausea, she had used legal CBD gummies and a topical hemp-based ointment throughout her pregnancy. But at the hospital, she and the baby tested positive for marijuana, prompting providers to file a report with the South Carolin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which forwarded the information to police, records show. Now an officer was demanding Harris-Rashid turn herself in.

    Harris-Rashid said goodbye to her children and husband. “I’m so sorry,” she whispered to her newborn son. A friend drove her to the sheriff’s office, where she was handcuffed, strip-searched and placed for the night in a cold and crowded cell. By the time she left the jail the following morning, her milk supply had decreased and she found she could no longer breastfeed. The charge was eventually dropped.

    “They shook me bare. They made me feel very indecent and inhumane,” she said, adding, “This is a person, a woman, a mother, an actual individual. What justifies this?”

    What happened to Harris-Rashid is happening to women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staggering frequency. In at least 70,000 cases in 21 states, parents were referred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ver allegations of substance use during pregnancy, according to six years of state and federal data obtained and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The Marshall Project. In many cases, the referrals began with false positive results from flawed drug tests — sometimes triggered by the women’s prescribed medications.

    L: Ayanna Harris-Rashid with her third child, Rai. Harris-Rashid used legal CBD gummies and a topical hemp-based ointment to ease frequent nausea and pain when she was pregnant with Rai in 2021. R: After Harris-Rashid gave birth, the hospital staff administered drug tests, and she and her child tested positive for marijuana. Kathryn Gamble for The Marshall Project

    The sheer number of people that law enforcement is tracking is far higher than experts previously knew, including academics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organizations monitoring what they call pregnancy criminalization. Even so, the numbers The Marshall Project compiled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undercount.

    “My initial genuine reaction is, frankly, shock and dismay,” said Dana Sussman,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legal advocacy organization Pregnancy Justice, which counted more than 1,800 pregnancy-related arrests and prosecutions from 2006 through 2024. She added, “This represents an incredibly regressive and counterproductive approach.”

    The Marshall Project spent a year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data on referrals to law enforcement. Reporters began with a request for federal data, then asked state child welfare agencies to verify the numbers and provide state policies. The totals reflect the number of newborn cases that those agencies shared with police or prosecutors.

    Although most of those referrals did not lead to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many women were threatened with arrest or criminally charged. Others were confronted by police in their hospital rooms or homes and forced to turn over their children.

    • Read an[in-depth methodology]showing how The Marshall Project obtained the data and conducted its analysis.

    In Oklahoma, armed sheriff’s deputies took two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after the mother tested positive for meth, a false result triggered by the acid reflux medication the hospital had given her during labor, according to court records and her lawyer. In South Carolina, police interrogated a mother after she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fentanyl from her epidural, as well as marijuana, according to police records.

    And after a Virginia couple insisted on having an attorney present for a child welfare interview, a police officer threatened them with arrest if they didn’t surrender their newborn. “When we step in, that’s when we start charging people,” the officer told the parents, according to an audio recording of the meeting. “You got about three seconds.” The mother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methadone, the medication prescribed to treat her opioid addiction. The parents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newborn in the hospital and police escorted them out, records show.

    The Marshall Project and other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previously reported on prosecutions of people accused of using drugs during pregnancy. But this new investigation shows a much broader swath of patients being surveilled by hospitals, child welfare authorities and law enforcement than previously known — even while the underlying evidence for those allegations is unreliable, easy to misinterpret and sometimes flat-out wrong.

    Many of the women who tested positive likely used illicit drugs. But data from three states that specifically track cases involving prescriptions show that thousands of new mothers were referred to law enforcement based solely on medications their doctors gave them.

    In many states, referrals to police occurred even though some child welfare agencies ended up dismissing the allegations, or never accepted the report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Marshall Project received data from 15 states about the outcomes of child welfare investigations. More than half of the cases referred to law enforcement in those states — about 22,000 — were found not to involve child abuse or neglect. Yet police sometimes launched criminal probes that continued well after child welfare authorities declined to take further action.

    Some states are making very few referrals to law enforcement. In Michigan, child welfare officials send cases to police only in very specific circumstances — for example, if there are concerns for a caseworker’s safety or allegations of serious physical harm to a child. Fewer than 1% of reports in the state were shared with law enforcement, The Marshall Project’s analysis found.

    But in 13 states, child welfare agencies automatically share all such reports, according to a Marshall Project review of policies in 50 states. They span blue states like Minnesota to red states like Oklahoma, where a case is referred to law enforcement in one out of 24 births, a higher ratio than in any other state in the analysis.

    Federal law requires states to refer families to services and ensure that they have plans to care for newborns exposed to substances. States that automatically send every report to police are far exceeding federal requirements, experts said.

    “[The law] does not call for any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 said Nancy Young,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Children and Family Futures, a nonprofit that helps child welfare agencies implement federal requirements. “It doesn’t help in the long run. And it doesn’t help the baby.”

    Decades of research suggest that using certain substances during pregnancy may harm the baby. Some illegal drugs are associated with early birth or stillbirth and can cause babies to experience withdrawal symptoms. Chronic use of cigarettes and alcohol can cause low birth weight and developmental delays. But studies show that punishments are ineffective at reducing substance use and can lead to poorer health outcomes for women, newborns, and families. Recognizing the potential for lasting harm, Illinois legislators in 2024 ended the requirement that child welfare authorities notify law enforcement.

    Some states have set up alternative responses to offer services to families and steer them away from child abuse investigations. Yet several of these states also file automatic referrals with police, undermining what experts view as years of progress.

    “I’m flabbergasted,” said Deborah Cohen, a professor at Oregon Health & Science University who studies the treatment of pregnant women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Cohen said she had no idea state authorities forwarded reports of such patients to law enforcement. “I do not see how that’s helpful.”

    In at least 101 cases, or roughly 1 out of every 1,594 births in Oregon over four years, the state’s child welfare agency notified law enforcement of alleged substance use during pregnancy. All known cases were referred to law enforcement.

    Exact numbers were not provided to The Marshall Project in years with fewer than 10 cases to prote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individuals.

    Child welfare officials said the agency refers all reports of child abuse, including alleged drug use during pregnancy, to law enforcement.

    The referrals are not always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filing criminal charges. In some states, they are a matter of administrative routine, required for any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report. Child welfare authorities also call police to assist with emergency foster care removals, or to go with a worker on a home or hospital visit. In many states with automatic referral policies, police or prosecutors review the reports and file them away.

    But criminal prosecutions of pregnant women have been rising for years, with a significant jump following the Supreme Court’s Dobbs decision in 2022, which overturned Roe v. Wade. In anti-abortion states such as South Carolina and Oklahoma, women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prosecution, and the decision to pursue a criminal case often comes down to the discretion of a single officer or prosecutor. At a time of increasing pregnancy surveillance, civil rights attorneys and advocates for women’s rights warn that the referra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risk that more people will fac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charges.

    “The states that are doing these automatic referrals, that makes the women in those states incredibly vulnerable,” Sussman said. “… It opens the door — even when there’s no basis in law — to actually bring these prosecutions.”

    Issues with drug test results


    For decades, state and federal laws have required hospitals to identify newborns affected by drugs in the womb and to alert child welfare services. In part to comply, many hospitals routinely drug test patients or babies to check if a mother might have used substances.

    But the tests, which start typically with urine samples, are easy to misinterpret and often wrong. They do not show how often or for how long someone may have used drugs. Most tests cannot distinguish between a positive result caused, for instance, by marijuana — illegal in many states — or a legal substance, such as CBD products. Without confirmation testing and review, positive results often lead hospitals to accuse parents of drug use, even if the substance used was a prescribed medication.

    Som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may conduct additional investigations, but many do not. The Marshall Project reviewed records from two police agencies in South Carolina — one of the states most aggressively prosecuting women for pregnancy drug use — and found more than a dozen mothers were arrested solely on positive drug test results, without interviewing the accused or collecting more definitive evidence.

    One of those cases was a first-time mom newly pregnant in 2024, who began to experience extreme morning sickness. She asked to be identified by her nickname, Maddie, because her court record has been expunged. Her symptoms were so severe that she could not keep even water down. The medication prescribed to many pregnant women, Zofran, did not work for her. “It was really bad,” she said, recalling her worries for her baby girl. “How is she going to be OK and grow and be fine?”

    On a family member’s suggestion, Maddie tried marijuana gummies, which stopped the vomiting. But when she gave birth, she and the baby tested positive for THC.

    A small amount of THC is legal under South Carolina and federal law, and many legal CBD products contain the compound. Maddie’s drug test results didn’t distinguish which product she had consumed — or how much. But the hospital reported her to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She was barred from breastfeeding, she said, and from being alone with her newborn. The following month, she was arrested on a felony charge of harming her child or placing her at risk.

    “I have never in my life been in trouble. I’ve never been arrested. Nothing,” she said. Now she was facing up to 10 years in prison under state law. “That would have been more detrimental to my daughter than me doing gummies pregnant.”

    Eventually, Maddie hired an attorney and the prosecutor dismissed the charge.

    Som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aware of the pitfalls of drug test evidence. At the Loris Police Department, north of Myrtle Beach in South Carolina, at least half of the newborn reports involve drug tests triggered by false positives, prescribed medications or legal hemp products, said Lt. Larry Williams.

    His department declined to file charges in six of 11 cases it received in 2024 due to faulty drug test results, including positives triggered by legal CBD, he said. The department has also received reports of positive tests caused by medications, such as those prescribed for ADHD, depression and pain relief during labor.

    But Williams said it can be difficult to prove a false positive result. When investigators are not sure, the department often decides to make the arrest.

    “We always try to err on the side of the baby,” he said, adding that positive drug tests are sufficient enough to build a case. “My level of proof is, is it more likely than not? Is there probable cause enough to believe that you did this?” Many of the women arrested may not actually struggle with addiction. Only about 10% of charged cases involve “frequent flyers” — women with serious drug problems, Williams said.

    The Marshall Project data shows that South Carolina is not the only state referring reports of positive tests caused by prescribed medications.

    In Georgia, there were more than 3,000 of these reports from 2018 through 2024. State child welfare workers declined to open investigations into abuse or neglect in these instances, yet referred them to law enforcement anyway.

    In Idaho alone, more than 1,000 mothers were accused of child abuse and referred to law enforcement for marijuana use during pregnancy, including the illegal drug as well as topical CBD oils and creams, according to records disclosed in a lawsuit against the state. The lawsuit is challenging a requirement that these parents be placed on a state registry, barring them from certain jobs. One woman on the list told investigators that she ate a brownie from a relative’s kitchen that she later learned contained cannabis. The relative lived in Oregon, where marijuana is legal. Another woman had taken prescribed medical marijuana while living in Washington state — where it is legal — because she preferred it over the side effects from a prescription medication to curb nausea.

    In Oklahoma, where medical marijuana is legal, women have been arrested and prosecuted for taking prescribed marijuana during their pregnancies.

    Erin Bailey, a defense attorney in South Carolina who represented Maddie and others, said women should not be punished for taking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Women who are experiencing the side effects of pregnancy — which are very real and very much diminished by our society —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about products that might be able to help them,” she said. Policing these actions is a slippery slope, she said, since many daily activities, such as driving too fast, can also cause potential harm to a fetus. “Am I going to be subject to arrest if I’m speeding while pregnant?”

    Traumatic and frightening encounters


    Even without criminal charges, a police officer’s presence can be traumatic and frightening for someone who has just given birth.

    In Idaho, which refers all reports of illegal drug use during pregnancy to law enforcement, child welfare workers coordinate with the police to investigate. Officers can file criminal charges, such as misdemeanor injury to child, which carries a sentence of up to 10 years in prison, and can take a child into emergency custody without a judge’s order.

    Surrounded by uniformed officers and a state worker who can take their newborn, many women feel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answer questions despite their right not to do so, attorneys and health care providers said. They added that some women were questioned while sti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dications they received during childbirth. Attorney Brigette Borup, a public defender in Canyon County, Idaho, said many of her clients have no recollection of those interactions with police.

    “When they get told, ‘Well, we’re going to remove your baby,’ it’s just — nothing past that point gets absorbed,” Borup said. She added, “The common story I get is, ‘I barely remember anything that happened or anything that was said.’”

    Even when women have used illicit drugs, attorneys said the officers’ presence may be a violation of the patients’ due process rights. During those initial encounters, officers don’t typically offer a Miranda warning to new parents that describes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or disclose the possibility that women may be arrested if they admit to drug use, according to three other attorneys who have represented women in criminal and child welfare cases in the state. Many women don’t realize that their answers could be used against them, said defense attorney Bob Eldredge, who practices in Pocatello in southeast Idaho.

    “You’ve got your weapon, your uniform, you look like Batman, the mother is feeling guilty in bed, anyway — you get a confession out of her,” Eldredge said. “They treat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like that’s their pastor, preacher, bishop coming in, and they come clean.”

    Eldredge said it’s difficult to prepare a strong defense for clients who are despondent because of the removal of their children. “You have a hard time not breaking down and weeping in front of those women,” he said, choking up. “It’s so cruel what we’re doing.”

    Ayanna Mizani Harris-Rashid is pictured with her four children, from left, Rai Williams, 5, Noele Williams, 2, Za’Daya Isreal Crutcher, 7, and Za’Niyah Isreal Crutcher, at their home in Iowa City, Iowa, on Dec. 18, 2025. Photo by Kathryn Gamble for The Marshall Project

    The data The Marshall Project obtained nationwide doesn’t track what law enforcement does with the referrals and whether charges were ever filed. Many women may not be aware at all that private details of their childbirths were shared with law enforcement.

    Michelle Hansford, a peer support advocate at an addiction treatment program for pregnant women in Texas, said one of her patients was reported to child welfare authorities due to a positive test caused by the fentanyl in her epidural. That disturbed Hansford enough. But she had no idea that the report also went to law enforcement.

    “That would worry me,” she said, adding that if her client had a later encounter with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would be able to see the report on her record. “They’re automatically going to be biased against her.”

    The referrals could also have broader repercussions for pregnant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Anti-abortion activists have said they want to bring a case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to establish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for the fetus. Criminal cases against women for drug use during pregnancy have already helped to establish case law for fetal personhood in multiple states. The referrals of positive drug tests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ould help build the case for recognizing a fetus as a separate person entitled to equal protection, sai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law professor Mary Ziegler.

    “The stockpiling of information like that is concerning, even if no one is acting on it in the near term,” Ziegler said in reference to the referrals to law enforcement. She said the policies do not actually help babies. “It’s literally about punishing people who are pregnant.”

    The broader legality of such referrals is an open question. In 2001, the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it was a violation of privacy for a public hospital in South Carolina to drug test pregnant patients without consent for the purposes of sharing the results with law enforcement. The ruling did not mention child welfare agencies, but some attorneys said that the decision should apply to those agencies too.

    “Essentially, child welfare has become the pass-through,” Sussman said. “… The child welfare agency is acting as an agent of the police. There’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partnership with[The Marshall Project]a nonprofit news organization covering the U.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Sign up for their[newsletters]and follow them on[Instagram]_,[TikTok]_,[Reddit]and[Facebook].

  • 再次被爆超额持股 阿占巴基:一切合法


    发布/2026年2月10日 20:30

    报道指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阿占巴基持有一家上市公司价值80万令吉(约25万8000新元)股票,违反政府对公务员持股限制的规定。阿占巴基则强调,一切透明合法。

    彭博社星期二(2月10日)报道指阿占巴基被指持有上市公司速资伙伴(VELOCITY)1770万股,市值近80万令吉的股票。

    报道指阿占巴基超额持股,因为据马国政府2024年的通令,公务员可购买在马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但不得超过公司缴足资本5%或最高价值10万令吉,取其低者。公务员也必须每五年申报资产一次。

    阿占巴基过后告诉《新海峡时报》,他持有这家金融服务公司的股份,是透明、合法且妥善申报的。他指相关报道具有恶意,并考虑采取法律行动。

    阿占巴基说,对于这笔股票交易,他已妥善申报而没任何隐瞒,“我已申报,包括透过联邦政府的人力资源管理资讯系统(HRMIS)向公共服务局申报我的收入来源,一切都很透明。”

    这并非阿占巴基首次被指超额持股。人民公正党雪兰莪州双溪毛糯区国会议员西华拉沙2021年12月14日揭露,阿占巴基在2015年涉嫌违规持有超额的上市公司市值100万令吉的股份。

    阿占巴基沉默长达三周之后,才在2022年1月5日召开记者会说,他的弟弟借用他的户头买股,所以他并未持有相关股票,因此不存在利益冲突或犯罪问题。

    不过,马国证券法规定,股票户头不得借给他人交易。

    然而,证券监督委员会2022年1月18日发文告说,证监会调查阿占巴基交易账户后,无法断定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再次被爆超额持股 阿占巴基:一切合法

    发布/2026年2月10日 20:30

    报道指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阿占巴基持有一家上市公司价值80万令吉(约25万8000新元)股票,违反政府对公务员持股限制的规定。阿占巴基则强调,一切透明合法。

    彭博社星期二(2月10日)报道指阿占巴基被指持有上市公司速资伙伴(VELOCITY)1770万股,市值近80万令吉的股票。

    报道指阿占巴基超额持股,因为据马国政府2024年的通令,公务员可购买在马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但不得超过公司缴足资本5%或最高价值10万令吉,取其低者。公务员也必须每五年申报资产一次。

    阿占巴基过后告诉《新海峡时报》,他持有这家金融服务公司的股份,是透明、合法且妥善申报的。他指相关报道具有恶意,并考虑采取法律行动。

    阿占巴基说,对于这笔股票交易,他已妥善申报而没任何隐瞒,“我已申报,包括透过联邦政府的人力资源管理资讯系统(HRMIS)向公共服务局申报我的收入来源,一切都很透明。”

    这并非阿占巴基首次被指超额持股。人民公正党雪兰莪州双溪毛糯区国会议员西华拉沙2021年12月14日揭露,阿占巴基在2015年涉嫌违规持有超额的上市公司市值100万令吉的股份。

    阿占巴基沉默长达三周之后,才在2022年1月5日召开记者会说,他的弟弟借用他的户头买股,所以他并未持有相关股票,因此不存在利益冲突或犯罪问题。

    不过,马国证券法规定,股票户头不得借给他人交易。

    然而,证券监督委员会2022年1月18日发文告说,证监会调查阿占巴基交易账户后,无法断定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 韩国警方突袭情报机构 调查无人机飞入朝鲜事件


    发布时间 / 来源:2026年2月10日 18:15 / 联合早报

    1月4日,朝鲜声称一架来自韩国的无人机侵犯朝鲜领空,被朝鲜的专业电子战设备击落。 (法新社)

    调查人员星期二(2月10日)突击搜查韩国情报机构,以调查韩国政府是否与朝鲜边境无人机入侵事件有关。

    法新社报道,平壤方面称,今年1月,他们在工业中心开城附近击落一架侦察无人机,并指责首尔派遣该无人机搜集“重要目标”的情报。

    韩国最初否认官方参与此事。总统李在明说,这种行为无异于“向朝鲜开枪”。

    一个由军警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星期二说,他们正在调查三名现役军人和一名情报机构工作人员,以“彻底查明真相”。

    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18个相关地点,包括国防情报司令部和国家情报院。

    与前任尹锡悦相比,李在明对朝鲜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政策。

    尹锡悦曾被指控在2024年使用无人机向朝鲜散发宣传单,企图挑起朝鲜的反抗,以便让自己有借口宣布戒严,借此巩固权力。

    李在明誓言要通过消除挑衅行为来修复与朝鲜的关系,甚至暗示韩国或许应该道歉。

    他在去年12月说:“我觉得我应该道歉,但我犹豫要不要公开说出来。

    “我担心如果我道歉,可能会被用来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素材,或者被指责亲朝。”

    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荣说,今年1月的无人机入侵事件可能与仍效忠于前强硬派领导人尹锡悦的政府官员有关。

    已有三人因涉嫌参与无人机事件而被起诉。其中一人公开承认对此事负责,称行动是为了探测朝鲜平山铀矿加工厂的辐射水平。

    韩国警方突袭情报机构 调查无人机飞入朝鲜事件

    发布时间 / 来源:2026年2月10日 18:15 / 联合早报

    1月4日,朝鲜声称一架来自韩国的无人机侵犯朝鲜领空,被朝鲜的专业电子战设备击落。 (法新社)

    调查人员星期二(2月10日)突击搜查韩国情报机构,以调查韩国政府是否与朝鲜边境无人机入侵事件有关。

    法新社报道,平壤方面称,今年1月,他们在工业中心开城附近击落一架侦察无人机,并指责首尔派遣该无人机搜集“重要目标”的情报。

    韩国最初否认官方参与此事。总统李在明说,这种行为无异于“向朝鲜开枪”。

    一个由军警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星期二说,他们正在调查三名现役军人和一名情报机构工作人员,以“彻底查明真相”。

    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18个相关地点,包括国防情报司令部和国家情报院。

    与前任尹锡悦相比,李在明对朝鲜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政策。

    尹锡悦曾被指控在2024年使用无人机向朝鲜散发宣传单,企图挑起朝鲜的反抗,以便让自己有借口宣布戒严,借此巩固权力。

    李在明誓言要通过消除挑衅行为来修复与朝鲜的关系,甚至暗示韩国或许应该道歉。

    他在去年12月说:“我觉得我应该道歉,但我犹豫要不要公开说出来。

    “我担心如果我道歉,可能会被用来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素材,或者被指责亲朝。”

    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荣说,今年1月的无人机入侵事件可能与仍效忠于前强硬派领导人尹锡悦的政府官员有关。

    已有三人因涉嫌参与无人机事件而被起诉。其中一人公开承认对此事负责,称行动是为了探测朝鲜平山铀矿加工厂的辐射水平。

  • 黄伟中:年轻人不“卷”也不“躺平” 他们是在理性规划未来 | 联合早报


    发布/2026年2月10日 20:42 | 陈可扬

    财政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中在人力部大厦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畅谈青年就业和女性重返职场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从社区义工到国会议员的心路历程。 (郑一鸣摄)

    “我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一代‘卷’,他们是非常理性的分析者,要比我这一代人更细腻且有层次。”

    针对当下社交媒体热议的年轻人“内卷”或“躺平”现象,财政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中认为,这些本地青年没有在盲目的竞争中自我消耗,而是展现出极强的分析能力与规划意识。

    黄伟中日前在人力部大厦接受《联合早报》专访。这名2024年5月受委高级政务次长的前新加坡空军部队战斗机飞行员,在访问中畅谈青年就业和女性重回职场所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从社区义工到国会议员的心路历程。

    黄伟中原是受委教育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次长,在去年5月全国大选后改任财政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他在人力部主管的范围包括女性劳动力和青年就业。

    他指出,比起过去人们循序渐进的就业途径,现在的年轻人接触资讯的渠道更广,对行业前景的判断也更为敏锐。“他们可以根据需要自行权衡,然后迅速调整方向,这得益于更强的数码与技术能力。”

    年轻人选择“空档年”与“职业休整期”值得肯定

    现在也有不少年轻人毕业后不急着找工作,给自己“空档年”(gap year)体验人生或寻找海外机会,以及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决定进入“职业休整期”(Career break),先“躺平”,不急着开始下一段就业。

    黄伟中认为,只要是为了探索世界或尝试不同行业,这些选择都可以帮助年轻人更精准地找到下一份工作,是值得肯定的策略。

    他同青年交流时,也会建议他们在寻找见习机会时,不一定要寻求进入知名大企业,而是要广泛地探索,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

    不过,人工智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冲击就业市场,白领低级别工作岗位所面对的影响最大。这不免让一些职场新人产生焦虑,担心自己会被科技取代。

    黄伟中透露,2026财年预算案公布前,他在民情联系组(REACH)的安排下,到聆听站了解初入职场的青年对未来有什么看法。有三名从事临床影像分析工作的年轻人,清楚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担心自己会被取代,因此最关心的不是生活费或屋价等问题。

    他说:“他们最关注的是自己能否保持竞争力,以及政策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他们看清未来的发展,从而保持一定的职业韧性。”

    黄伟中认为,这些焦虑感是健康的,因为年轻人正在有意识地采取积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角色是提供前瞻的建议与培训支持,比如帮助他们在同行业或相邻领域,寻找下一个发展方向;或者如果他们希望转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跑道和准备来进入一个更适合他们的新领域。

    女性30岁后就业断崖式下滑 人力部三管齐下应对

    在谈到本地女性就业的情况时,黄伟中指出新加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80.5%)虽然高于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77%),但本地的情况是女性就业在30岁之后就会出现明显的断崖式下跌,降幅超过10个百分点,只剩下70.2%。

    他分析,这主要受亚洲社会价值观影响,女性往往会在30岁至40岁之间成为夹心层,承担起照顾年幼孩童与父母的责任。为此,人力部正从三个方面着手,鼓励女性重回职场,包括增加陪产假和共享育儿假、推动灵活工作安排,以及推出再培训计划。

    黄伟中指出,帮助人们重回职场的关键,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对原来的行业保留一定的接触,比如通过较低的工作量或灵活工作安排,避免完全脱节。

    他也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兼顾职场与育儿的需求,对外籍帮佣的需求持续上升。目前女佣来源国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缅甸,但政府正考虑扩大来源,以确保聘用帮佣的成本是可以负担的。

    家政服务计划(Household Services Scheme)这些年取得迅速发展,提供部分时间家政服务的公司,已从18家增加至超过200家,这或许能给不需要全职帮佣的家庭,提供一种平衡成本与需求的新选择。

    曾是午餐时间另一工作地点 接手达曼裕廊是“老义工回家”

    对大多数上班族而言,午餐时间是难得的休息时刻,但黄伟中还在空军部队任职时,那却是一段争分夺秒的行程。

    财政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中从政前在达曼裕廊基层当义工,曾每天午餐时间从办公室赶到达曼裕廊协调社区服务工作。他形容2023年接手尚达曼总统做议员时原本负责的这一区,就像是回家一样。(邝启聪摄)

    原来,黄伟中2010年起就在达曼裕廊当义工,并在2011年联合发起一个名为“Gift of Development”的社区计划,给弱势家庭的小孩提供一个课后可以温习功课的空间。

    他当时的办公室在武吉甘柏的国防部总部,每天中午12时半就会开车一路赶到达曼裕廊,安排好孩子的午餐以及义工的任务,再匆匆开车赶回国防部上班。

    在计划下受益的,有生意破产后从头重建家庭经济的父母,他们的四个年幼女儿在托管中心长大,从当年的困顿中走出,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并拥有各自的生活;还有曾因毒品入狱的父亲,如今家庭美满,两个女儿刚获得教育储蓄奖学金。

    黄伟中在这些看似琐碎的社区工作中得到极大的满足感。他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我无法用文字形容看到这些家庭生活获得改善时的喜悦,也正是这些实例给了我日后投身公共服务的动力。”

    黄伟中是在2020年大选中,在原裕廊集选区当选国会议员,负责裕泉基层事务。2023年,负责达曼裕廊的时任国务资政尚达曼辞去议席参选总统,这一区的工作交到黄伟中手里。

    接手尚达曼留下的基层事务,黄伟中受访时坦言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但他事实上也是“回家”。他形容:“我和这一区大多数义工和基层领袖一起长大,也认识许多居民,所以这更像回家。”

    他也说,作为曾受教于尚达曼多年的“徒弟”,在心存感激之余也清楚必须通过不同的能力与经验,带领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团队,去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接下来,他希望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志愿服务,以及通过邻里间的日常互动与观察,为居民提供难以替代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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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中:年轻人不“卷”也不“躺平” 他们是在理性规划未来 | 联合早报

    发布/2026年2月10日 20:42 | 陈可扬

    财政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中在人力部大厦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畅谈青年就业和女性重返职场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从社区义工到国会议员的心路历程。 (郑一鸣摄)

    “我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一代‘卷’,他们是非常理性的分析者,要比我这一代人更细腻且有层次。”

    针对当下社交媒体热议的年轻人“内卷”或“躺平”现象,财政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中认为,这些本地青年没有在盲目的竞争中自我消耗,而是展现出极强的分析能力与规划意识。

    黄伟中日前在人力部大厦接受《联合早报》专访。这名2024年5月受委高级政务次长的前新加坡空军部队战斗机飞行员,在访问中畅谈青年就业和女性重回职场所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从社区义工到国会议员的心路历程。

    黄伟中原是受委教育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次长,在去年5月全国大选后改任财政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他在人力部主管的范围包括女性劳动力和青年就业。

    他指出,比起过去人们循序渐进的就业途径,现在的年轻人接触资讯的渠道更广,对行业前景的判断也更为敏锐。“他们可以根据需要自行权衡,然后迅速调整方向,这得益于更强的数码与技术能力。”

    年轻人选择“空档年”与“职业休整期”值得肯定

    现在也有不少年轻人毕业后不急着找工作,给自己“空档年”(gap year)体验人生或寻找海外机会,以及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决定进入“职业休整期”(Career break),先“躺平”,不急着开始下一段就业。

    黄伟中认为,只要是为了探索世界或尝试不同行业,这些选择都可以帮助年轻人更精准地找到下一份工作,是值得肯定的策略。

    他同青年交流时,也会建议他们在寻找见习机会时,不一定要寻求进入知名大企业,而是要广泛地探索,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

    不过,人工智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冲击就业市场,白领低级别工作岗位所面对的影响最大。这不免让一些职场新人产生焦虑,担心自己会被科技取代。

    黄伟中透露,2026财年预算案公布前,他在民情联系组(REACH)的安排下,到聆听站了解初入职场的青年对未来有什么看法。有三名从事临床影像分析工作的年轻人,清楚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担心自己会被取代,因此最关心的不是生活费或屋价等问题。

    他说:“他们最关注的是自己能否保持竞争力,以及政策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他们看清未来的发展,从而保持一定的职业韧性。”

    黄伟中认为,这些焦虑感是健康的,因为年轻人正在有意识地采取积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角色是提供前瞻的建议与培训支持,比如帮助他们在同行业或相邻领域,寻找下一个发展方向;或者如果他们希望转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跑道和准备来进入一个更适合他们的新领域。

    女性30岁后就业断崖式下滑 人力部三管齐下应对

    在谈到本地女性就业的情况时,黄伟中指出新加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80.5%)虽然高于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77%),但本地的情况是女性就业在30岁之后就会出现明显的断崖式下跌,降幅超过10个百分点,只剩下70.2%。

    他分析,这主要受亚洲社会价值观影响,女性往往会在30岁至40岁之间成为夹心层,承担起照顾年幼孩童与父母的责任。为此,人力部正从三个方面着手,鼓励女性重回职场,包括增加陪产假和共享育儿假、推动灵活工作安排,以及推出再培训计划。

    黄伟中指出,帮助人们重回职场的关键,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对原来的行业保留一定的接触,比如通过较低的工作量或灵活工作安排,避免完全脱节。

    他也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兼顾职场与育儿的需求,对外籍帮佣的需求持续上升。目前女佣来源国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缅甸,但政府正考虑扩大来源,以确保聘用帮佣的成本是可以负担的。

    家政服务计划(Household Services Scheme)这些年取得迅速发展,提供部分时间家政服务的公司,已从18家增加至超过200家,这或许能给不需要全职帮佣的家庭,提供一种平衡成本与需求的新选择。

    曾是午餐时间另一工作地点 接手达曼裕廊是“老义工回家”

    对大多数上班族而言,午餐时间是难得的休息时刻,但黄伟中还在空军部队任职时,那却是一段争分夺秒的行程。

    财政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中从政前在达曼裕廊基层当义工,曾每天午餐时间从办公室赶到达曼裕廊协调社区服务工作。他形容2023年接手尚达曼总统做议员时原本负责的这一区,就像是回家一样。(邝启聪摄)

    原来,黄伟中2010年起就在达曼裕廊当义工,并在2011年联合发起一个名为“Gift of Development”的社区计划,给弱势家庭的小孩提供一个课后可以温习功课的空间。

    他当时的办公室在武吉甘柏的国防部总部,每天中午12时半就会开车一路赶到达曼裕廊,安排好孩子的午餐以及义工的任务,再匆匆开车赶回国防部上班。

    在计划下受益的,有生意破产后从头重建家庭经济的父母,他们的四个年幼女儿在托管中心长大,从当年的困顿中走出,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并拥有各自的生活;还有曾因毒品入狱的父亲,如今家庭美满,两个女儿刚获得教育储蓄奖学金。

    黄伟中在这些看似琐碎的社区工作中得到极大的满足感。他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我无法用文字形容看到这些家庭生活获得改善时的喜悦,也正是这些实例给了我日后投身公共服务的动力。”

    黄伟中是在2020年大选中,在原裕廊集选区当选国会议员,负责裕泉基层事务。2023年,负责达曼裕廊的时任国务资政尚达曼辞去议席参选总统,这一区的工作交到黄伟中手里。

    接手尚达曼留下的基层事务,黄伟中受访时坦言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但他事实上也是“回家”。他形容:“我和这一区大多数义工和基层领袖一起长大,也认识许多居民,所以这更像回家。”

    他也说,作为曾受教于尚达曼多年的“徒弟”,在心存感激之余也清楚必须通过不同的能力与经验,带领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团队,去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接下来,他希望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志愿服务,以及通过邻里间的日常互动与观察,为居民提供难以替代的人文关怀。

    立即订阅《联合早报》,了解新加坡时政动态,把握东南亚经济发展脉搏,解锁区域热点评析。

  • 韩国警方突袭情报机构 调查无人机飞入朝鲜事件


    发布时间 / 来源:2026年2月10日 18:15 / 联合早报

    Image 13: 1月4日,朝鲜声称一架来自韩国的无人机侵犯朝鲜领空,被朝鲜的专业电子战设备击落。 (法新社)

    1月4日,朝鲜声称一架来自韩国的无人机侵犯朝鲜领空,被朝鲜的专业电子战设备击落。 (法新社)

    调查人员星期二(2月10日)突击搜查韩国情报机构,以调查韩国政府是否与朝鲜边境无人机入侵事件有关。

    法新社报道,平壤方面称,今年1月,他们在工业中心开城附近击落一架侦察无人机,并指责首尔派遣该无人机搜集“重要目标”的情报。

    韩国最初否认官方参与此事。总统李在明说,这种行为无异于“向朝鲜开枪”。

    一个由军警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星期二说,他们正在调查三名现役军人和一名情报机构工作人员,以“彻底查明真相”。

    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18个相关地点,包括国防情报司令部和国家情报院。

    与前任尹锡悦相比,李在明对朝鲜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政策。

    尹锡悦曾被指控在2024年使用无人机向朝鲜散发宣传单,企图挑起朝鲜的反抗,以便让自己有借口宣布戒严,借此巩固权力。

    李在明誓言要通过消除挑衅行为来修复与朝鲜的关系,甚至暗示韩国或许应该道歉。

    他在去年12月说:“我觉得我应该道歉,但我犹豫要不要公开说出来。

    “我担心如果我道歉,可能会被用来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素材,或者被指责亲朝。”

    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荣说,今年1月的无人机入侵事件可能与仍效忠于前强硬派领导人尹锡悦的政府官员有关。

    已有三人因涉嫌参与无人机事件而被起诉。其中一人公开承认对此事负责,称行动是为了探测朝鲜平山铀矿加工厂的辐射水平。

    韩国警方突袭情报机构 调查无人机飞入朝鲜事件

    发布时间 / 来源:2026年2月10日 18:15 / 联合早报

    Image 13: 1月4日,朝鲜声称一架来自韩国的无人机侵犯朝鲜领空,被朝鲜的专业电子战设备击落。 (法新社)

    1月4日,朝鲜声称一架来自韩国的无人机侵犯朝鲜领空,被朝鲜的专业电子战设备击落。 (法新社)

    调查人员星期二(2月10日)突击搜查韩国情报机构,以调查韩国政府是否与朝鲜边境无人机入侵事件有关。

    法新社报道,平壤方面称,今年1月,他们在工业中心开城附近击落一架侦察无人机,并指责首尔派遣该无人机搜集“重要目标”的情报。

    韩国最初否认官方参与此事。总统李在明说,这种行为无异于“向朝鲜开枪”。

    一个由军警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星期二说,他们正在调查三名现役军人和一名情报机构工作人员,以“彻底查明真相”。

    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18个相关地点,包括国防情报司令部和国家情报院。

    与前任尹锡悦相比,李在明对朝鲜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政策。

    尹锡悦曾被指控在2024年使用无人机向朝鲜散发宣传单,企图挑起朝鲜的反抗,以便让自己有借口宣布戒严,借此巩固权力。

    李在明誓言要通过消除挑衅行为来修复与朝鲜的关系,甚至暗示韩国或许应该道歉。

    他在去年12月说:“我觉得我应该道歉,但我犹豫要不要公开说出来。

    “我担心如果我道歉,可能会被用来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素材,或者被指责亲朝。”

    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荣说,今年1月的无人机入侵事件可能与仍效忠于前强硬派领导人尹锡悦的政府官员有关。

    已有三人因涉嫌参与无人机事件而被起诉。其中一人公开承认对此事负责,称行动是为了探测朝鲜平山铀矿加工厂的辐射水平。

  • 特朗普不顾地面和空中担忧,推进250英尺拱门建造计划


    2026-02-10T11:00:47.631Z / CNN

    [贝琪·克莱因],伊恩·贝里,[勒妮·里格登]
    2小时前
    发布于 2026年2月10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00

    唐纳德·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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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0月15日,在白宫东厅的宴会厅筹款晚宴上,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手持拱门模型发表讲话。
    凯文·迪茨/盖蒂图片社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希望建造一座拱门,而且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拱门。尽管他暗示将签署行政命令推进该项目,但这一计划正面临阻力,并且在实施前可能会遇到法律障碍。

    特朗普想要一座类似巴黎凯旋门的美国版本,但更大——这座[独立拱门]高250英尺,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巴黎凯旋门高164英尺)。按照标准测量,这相当于一座16至20层的建筑。

    这只是特朗普最新的、也是最高的一次试图将自己的风格和品味强加于华盛顿特区的努力,而且他一直亲自参与其中。但保护主义者警告说,这座拟议中的建筑将建在波托马克河对岸,毗邻林肯纪念堂,会遮挡两个方向的历史景观,并可能对附近的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的空中交通构成危险。

    根据一位熟悉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拟议拱门的结构高165英尺,宽165英尺,有一个25英尺高的基座,顶部是一个巨大的60英尺镀金自由女神像。(该消息人士表示,雕塑家尚未选定)。该消息人士称,曾考虑过较小的版本——165英尺和123英尺高的拱门,以及40英尺和30英尺高的雕塑——但特朗普“坚决要建造这个巨大的拱门”。

    按目前的规模,这座拱门将约为华盛顿纪念碑(高555英尺)的一半大小,是99英尺高的林肯纪念堂的两倍多。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纪念性拱门,比墨西哥城的革命纪念碑高约30英尺。

    拟议的石拱门最新效果图上有柱子、鹰、花环和镀金的自由女神像。

    “这座拱门将成为不仅在华盛顿特区,而且在全世界最具标志性的地标之一,”白宫发言人戴维斯·英格尔告诉CNN。

    据一位白宫官员称,该设计正在“完善”中,并将提交给两个关键委员会——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进行审批。这两个机构都是特朗普安插了忠诚者的。但与他庞大的宴会厅项目不同,拱门不在白宫场地内,因此不能免受历史保护审查。

    “这完全太大了”


    这座纪念碑将坐落在阿灵顿纪念大桥底部的一个交通环岛顶部,位于阿灵顿国家公墓和林肯纪念堂之间。从技术上讲,该地点位于华盛顿特区范围内。但这一位置将极大地遮挡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屋之间的视线——阿灵顿屋曾是南方邦联领袖罗伯特·E·李的住所,现在是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核心部分。

    这一景观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根据阿灵顿国家公墓的[网站],1861年5月弗吉尼亚州脱离联邦后,李家族于当月离开山顶住宅,美国陆军开始将其用作营地,并最终用于军事安葬,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李家族返回。

    今天,这座房子和林肯纪念堂之间通过波托马克河上的桥梁连接的空间,“是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将这些事物联系起来”,建筑历史学家兼历史保护主义者布莱恩·克拉克·格林说。

    格林曾在拜登政府担任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成员,他并不反对在这个地点建造纪念碑,但他认为该项目的规模会阻碍视线。

    “如果规模和尺寸适当,在这个地点建造纪念碑的想法可能会非常有吸引力,”他说。“我认为这完全太大了。它将绝对主导这个地点,主导周围的纪念碑。”

    白宫没有回应CNN关于拱门可能对阿灵顿国家公墓造成影响的置评请求。

    空中安全问题


    对该项目的担忧还包括空中安全。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要求开发商在建造任何高于地面200英尺的建筑物前至少45天提交通知,对于位于机场或导航设施附近的较低建筑也同样要求。虽然FAA不颁发建筑许可证,但地方政府通常会在批准项目前考虑该机构对建筑物安全影响的评估。

    CNN对公开的障碍物记录进行的审查显示,距离里根国家机场三英里范围内的空域已经布满了障碍物。过去一年中,FAA评估了数百个结构,包括高达336英尺的起重机和320英尺以上的建筑物。

    2025年10月15日,在白宫东厅的晚宴上展示了拱门计划的示意图。
    吉姆·洛·斯卡尔佐/EPA/Bloomberg/Getty Images

    特朗普提议的拱门将仅距离从北部飞抵机场的航班使用的走廊几英尺远。CNN对机场最终进近路径的审查显示,拱门的拟议位置处于飞机低空飞行(仅492英尺)的区域,这在该国最繁忙的空域之一,增加了飞行员失误的风险。

    CNN联系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该局将问题转交给了白宫。白宫未回应CNN关于空中安全的置评请求。

    下一步及潜在障碍


    特朗普可能会通过他安插了盟友的这两个华盛顿特区机构批准拱门计划,但该项目可能面临其他需要公众意见的更具挑战性的审查,包括《国家环境政策法》和《国家历史保护法》下的审查。

    作为这些审查的一部分,利益相关者预计将被咨询,包括阿灵顿国家公墓、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华盛顿特区州历史保护办公室等。

    而且,该项目几乎肯定会引发法律挑战,这可能会减缓项目进展——部分原因是反对者可能认为这是挑战一个不总是遵守程序规范的政府的唯一选择。

    “几乎没有理由相信这些限制会被尊重,”专门研究历史保护的律师格雷格·韦尔海瑟说,他正在就总统计划粉刷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提起诉讼。

    “这使得诉讼成为最后的保障,这给联邦法院带来了巨大压力——即使这样,问题还是法院的合法命令是否会被遵守,”他补充道。

    CNN联系了正在参与特朗普宴会厅诉讼的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以征求其对拱门计划的评论。上个月,联邦法官对白宫在未经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建造宴会厅的法律权威表示怀疑。

    韦尔海瑟表示,关于拱门的关键法律问题是总统和他选定的委员会是否遵循了必要的流程。

    “这不是关于拱门是好是坏。而是关于一座250英尺高的、将使林肯纪念堂相形见绌并遮挡阿灵顿国家公墓标志性景观的建筑是否会损害历史资源,以及是否应该在其他地方建造。……总统是否会遵守赋予公众在这些决策中发言权的法律?”他问道。

    CNN的皮特·芒特恩对此报道有贡献。

    唐纳德·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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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nn.com/account/log-in)

    Trump forges ahead with plans for 250-foot arch despite concerns on the ground and in the air

    2026-02-10T11:00:47.631Z / CNN

    [Betsy Klein], Ian Berry, [Renée Rigdon]
    2 hr ago
    PUBLISHED Feb 10, 2026, 6:00 AM ET

    Donald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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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olds models of an arch as he delivers remarks during a ballroom fundraising dinner in the Eas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on October 15, 2025.

    Kevin Dietsch/Getty Imag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ants to build an arch, and he wants it to be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But even as he suggests he’ll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for its construction, the project is facing pushback and will likely hit legal hurdles before it can proceed.

    Trump wants an American version of Paris’ L’Arc de Triomphe, but bigger — the [Independence Arch] would be 250 feet tall to commemorate the nation’s 250th anniversary. (L’Arc de Triomphe is 164 feet tall). Based on standard measurements, that would be the equivalent of a 16- to 20-story building.

    It’s just Trump’s latest — and tallest — effort to impose his style and tastes on the nation’s capital, and he’s been extremely hands-on. But preservationists are warning that the proposed structure — which would be situated across the Potomac River from the Lincoln Memorial — will block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views in either direction and could pose a hazard to air travel at nearby Ronald Reagan Washington 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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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posed arch would be 165-feet tall and 165-feet wide, with a 25-foot pedestal and a massive 60-foot gilt bronze Lady Liberty sculpture on top, according to a source familiar with the plans who was granted anonymity to speak freely without professional repercussions. (A sculptor has yet to be selected for that part of the project, that source said.) Smaller versions — 165- and 123-foot-tall iterations with 40- and 30-foot-tall sculptures — were considered, the source said, but Trump is “dead-set on building this huge arch.”

    At its current scope, the arch will be roughly half the size of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which is 555 feet tall, and more than double the size of the 99-foot Lincoln Memorial. And it would be the largest monumental arch in the world, about 30 feet taller than Mexico City’s Monumento a la Revolucion.

    The most recent [renderings] of the proposed stone arch feature columns, eagles, wreaths and the gilded Lady Liberty.

    “The Arch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most iconic landmarks not only in Washington, D.C., but throughout the world,” White House spokesman Davis Ingle told CNN.

    The design is being “refined,” according to a White House official, and will be presented for approval to a pair of key commissions, the 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the Commission on Fine Arts — two bodies Trump has stacked with loyalists. But unlike his sprawling ballroom project, the arch is not on White House grounds and therefore is not exempt from historic preservation review.

    ‘This is entirely too big’


    The monument would sit atop a traffic circle at the base of the Arlington Memorial Bridge, directly between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and the Lincoln Memorial. The site is technically within Washington, DC, limits. But that placement will drastically block the view between the Lincoln Memorial and Arlington House, once home to Confederate leader Robert E. Lee and now a centerpiece of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That view has speci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fter the Lee family abandoned the hilltop house in May 1861 in the wake of Virginia’s secession from the Union, the US Army began using it as a camp and eventually for military burials, in part as a deterrence for the Lee family’s return, according to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s [website].

    Today, the space between the house and the Lincoln Memorial — which is connected by the bridge across the Potomac — “is a very conscious effort linking these things,” said Bryan Clark Green, an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ist.

    Green, who served as a Joe Biden appointee on the 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Commission, isn’t opposed to a monument on this site, but argued that the scale of the project would obstruct the line of sight.

    “The idea of doing a monument in this site could be really compelling if it were scaled properly and sized properly,” he said. “I think this is entirely too big. It’s just going to absolutely dominate the site, dominate the monuments around it.”

    The White House did not respond to CNN’s inquiry about the arch’s potential impact on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Air safety concerns


    Concerns about the project extend to safety in the air.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requires developers to file notice at least 45 days before construction for any structure taller than 200 feet above ground level, and for lower structures located near airports or navigation facilities. And while the FAA does not issue building permits, local governments typically weigh the agency’s findings about a structure’s safety impact before approving projects.

    A CNN review of publicly available obstacle records shows the airspace within three miles of Reagan National Airport is already dense with obstructions. Over the past year, the FAA has evaluated hundreds of structures, including cranes up to 336 feet and buildings above 320 feet, in that area.

    Diagrams of the planned arch are seen during a dinner in the Eas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on October 15, 2025.

    Jim Lo Scalzo/EPA/Bloomberg/Getty Images

    Trump’s proposed arch would sit only feet from the corridor used for flights approaching the airport from the north. A CNN review of the final approach path into the airport shows the arch’s proposed location would be at a point where aircraft pass at a low altitude of only 492 feet, raising concerns about a narrow margin for pilot error in one of the nation’s tightest sections of airspace.

    CNN reached out to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which referred questions to the White House. The White House did not respond to CNN’s inquiries about air safety.

    Next steps and potential hurdles


    It’s likely that plans for the arch will be approved by the two DC-based bodies Trump has packed with allies, but the arch may face other more challenging reviews that require public input, including under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and the 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

    As part of those reviews, stakeholders are expected to be consulted, including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nd the DC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fice, among others.

    And the project is almost certain to draw legal challenges that could slow it down — in part because opponents may see that as their only option to challenge an administration that doesn’t always abide by procedural norms.

    “There is little reason to believe those limits would be respected,” said Greg Werkheiser, a lawyer specializing in historic preservation who is [su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president’s plans to paint the 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

    “That leaves litigation as the last safeguard, placing extraordinary weight on the federal courts – and even then, the question becomes whether lawful court orders will be followed,” he added.

    A model of an arch is seen on the Resolute Desk in the Oval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on October 15, 2025.

    Jim Lo Scalzo/EPA/Bloomberg/Getty Images

    CNN has reached out to the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which is currently embroiled in the lawsuit over Trump’s ballroom, for comment on the arch plans. A federal judge [expressed skepticism] last month that the White House has legal authority to construct the ballroom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of Congress.

    The key legal question for the arch, Werkheiser said, is whether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mmittee he selects follow the required process.

    “This isn’t about whether an arch is good or bad. It’s about whether a 250-foot structure that would dwarf the Lincoln Memorial and block iconic views of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would harm historic resources and should be sited elsewhere. … Will the president follow the laws that give the public a voice in these decisions?” he asked.

    CNN’s Pete Muntean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Donald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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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允孟加拉国纺织品享零税率 换取市场准入 | 联合早报


    发布/2026年2月10日 18:20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宣布与孟加拉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美方将下调对孟加拉国纺织品的关税并提供零税率优惠,以换取孟加拉国开放市场并承诺改善劳工权益与环境保护。 (路透社)

    (华盛顿综合电)美国与孟加拉国宣布达成协议,美国将把对这个全球第二大成衣制造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从20%下调至19%,并承诺建立一项机制,让来自孟加拉国的部分纺织品和服装产品可享受零税率。

    白宫与孟加拉国星期一(2月9日)发布联合声明,宣布这项消息。

    孟加拉临时政府的首席顾问尤努斯发声明称,该协议已于星期一签署,并将在双方完成通知程序后正式生效。他补充称,这项协议是在自去年4月开始、历时九个月的谈判后达成的。

    纺织与成衣生产约占孟加拉国出口总额的80%。根据新协议,华盛顿“承诺建立一套机制,使来自孟加拉国的部分纺织品和服装可享受零对等关税税率”,但相关优惠将与美国对孟加拉国出口的纺织品规模挂钩,包括美国产棉花和人造纤维等投入品,在一定配额范围内给予优惠待遇

    白宫说,作为交换孟加拉国同意向美国工业和农产品提供更大程度 市场准入,包括化学品、医疗设备、汽车零部件大豆等产品。

    孟加拉国并承诺解决部分限制美国商品进入当地市场的非关税壁垒例如接受符合美国监管标准的车辆,以及获得美国政府认证的药品。此外,孟加拉国也承诺遵守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并加强环境保护

    孟加拉国将于星期四(12日)举行大选,选出新的领导层。该国自2024年8月爆发大规模政治动荡、时任总理哈西娜在抗议浪潮中辞职并逃往印度后,一直由临时政府执政。此次选举被视为在近一年半政治过渡期后,重启国家政治秩序的关键一步。

    美允孟加拉国纺织品享零税率 换取市场准入 | 联合早报

    发布/2026年2月10日 18:20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宣布与孟加拉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美方将下调对孟加拉国纺织品的关税并提供零税率优惠,以换取孟加拉国开放市场并承诺改善劳工权益与环境保护。 (路透社)

    (华盛顿综合电)美国与孟加拉国宣布达成协议,美国将把对这个全球第二大成衣制造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从20%下调至19%,并承诺建立一项机制,让来自孟加拉国的部分纺织品和服装产品可享受零税率。

    白宫与孟加拉国星期一(2月9日)发布联合声明,宣布这项消息。

    孟加拉临时政府的首席顾问尤努斯发声明称,该协议已于星期一签署,并将在双方完成通知程序后正式生效。他补充称,这项协议是在自去年4月开始、历时九个月的谈判后达成的。

    纺织与成衣生产约占孟加拉国出口总额的80%。根据新协议,华盛顿“承诺建立一套机制,使来自孟加拉国的部分纺织品和服装可享受零对等关税税率”,但相关优惠将与美国对孟加拉国出口的纺织品规模挂钩,包括美国产棉花和人造纤维等投入品,在一定配额范围内给予优惠待遇。

    白宫说,作为交换,孟加拉国同意向美国工业和农产品提供更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包括化学品、医疗设备、汽车零部件、大豆等产品。

    孟加拉国并承诺解决部分限制美国商品进入当地市场的非关税壁垒,例如接受符合美国监管标准的车辆,以及获得美国政府认证的药品。此外,孟加拉国也承诺遵守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并加强环境保护。

    孟加拉国将于星期四(12日)举行大选,选出新的领导层。该国自2024年8月爆发大规模政治动荡、时任总理哈西娜在抗议浪潮中辞职并逃往印度后,一直由临时政府执政。此次选举被视为在近一年半政治过渡期后,重启国家政治秩序的关键一步。

湘ICP备2026001899号-2